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级别的考试为“殿试”，又称“廷试”，在会试之后（一般在农历四月）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由大学士、尚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寺卿、翰林学士、詹事等担任读卷官，以礼部尚书、侍郎任提调，由御史监试。

殿试只试策问一场，要求考生当场交卷，弥封后送读卷官审阅。

殿试并不淘汰，凡参加殿试的贡士均能获取进士资格，从此进身仕途。

中了进士，功名就算到了尽头。

殿试考中称“甲榜”，也叫“甲科”。出榜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有三名，为状元（又称殿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

在科举中，荣誉最高的就是状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乃是天下士子中第一名，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高手中的智商绝伦者。

大史学家陈垣自幼读尽“大书”，煌煌巨著“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等，全读了个遍，自诩天下学问，全在胸中，横睨世间英豪，有在科考中折桂夺魁之志。

可是，第一次参加乡试，便折戟沉沙，铩羽而归。

同乡伍铨萃是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中壬辰二甲十二名进士，安慰和鼓励他，鼓励他三年后再来，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文章写得再好，如果不符合八股文的规范，再考十次，也是白考。即所谓的“文不就范，十科不能售也”。

这是一句大实话，出发点也是一片好心。却把年轻气盛的陈垣伤得不轻。

回到家，陈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一年以前的十科《直省闱墨》买回家，下苦功钻研，发誓三年后不中榜誓不为人。

三年后，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该年乡试未能举行。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陈垣到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顺天乡试的补试。

这次考试，陈垣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文章倚马可待，中举乃是手到擒来。

可是命运却与他开起了玩笑。

发榜之日一看，竟然又是名落孙山！

陈垣不服气，还想在下一次乡试中卷土重来，一雪前耻。

可是，没有机会了。

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了。

从此，终陈垣的一生，他自填履历表时，只能写“廪生”一项。

这成了陈垣毕生巨大遗憾。

科举考试就被废除后，很多人都和陈垣一样，对之还是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的。

比如和陈垣同时代的陈独秀、蒋梦麟，他们也都只止步于秀才。

以陈垣的经历，可知科考之难。

晚清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刘春霖是科举制度废除前一年（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

普通百姓对状元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小说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故事里，都是书生上京赶考、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洞房花烛之类的情节，对真实的状元事迹知之甚少。

就是这个刘春霖，人们也是津津乐道于不知是哪个好事者胡编乱造的“慈禧点状元”的段子。

段子里说：公元1904年7月，清廷照例又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一看名字是广东人朱汝珍，这“珍”字让她想起了支持光绪改良的珍妃，心中已然不快，而朱汝珍又是广东人，又让她想起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一系列逆乱分子，遂怒不可遏，把朱汝珍的试卷推到一旁。等翻开第二份试卷，上面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名字，“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逢大旱，急盼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可是祥兆！于是，朱笔一圈，刘春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这个段子根本经不起推敲。

事实上，在殿试的程序中，读卷官将排在前十名的试卷呈送给皇帝时，试卷还是密封的，谁也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和籍贯，只能根据文章的好坏来确定考生的排名。

刘春霖名列榜首，靠的是实力而不是运气。

刘春霖早年求学于京师，帝王师翁同龢初见刘春霖的笔墨和文章，曾惊叹不已，预言他将大魁天下。

撇开文章不说，单就一笔漂亮洒脱的毛笔字，刘春霖也足以让天下墨客倾服绝倒。

刘春霖的小楷笔力清秀刚劲，得世人推崇，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

时至今日，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刘春霖能习成这样的笔墨文章，全靠过人天赋和艰苦学习得来。

刘春霖家道贫寒，世代为农，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母亲到知府家中做奴仆。

刘春霖由哥嫂抚养，跟随表叔王铁山读书。

刘春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

王铁山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用心教导。

这对师徒，一个肯学，一个乐教，几年功夫下来，四书五经都烂熟于胸。

王铁山觉得再这样下去，会误了孩子，建议刘父带他到大地方深造。

刘父于是克服一切困难，把刘春霖带到保定莲池书院读书。

院长吴汝纶慧眼识才，悉心培养。

这样，光绪三十年（1904），三十二岁的刘春霖一举夺魁，夺取了该科状元。

刘春霖考中状元后，念及自己读书生涯一路走过的艰辛，有感于农村儿童读书的困难，没有在老家广修“状元府”来光耀自家门庭，而是在本村修建了一所小学堂，学堂的房屋、教椅、教桌及教具等，一力承担，并在学堂门口题有“铸才炉”匾额一方，立有石碑一座，作有《劝学篇》一文留念。

刘春霖初授翰林院修撰，随即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等职。

辛亥革命后，刘春霖一度隐居家中，继而出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史（相当秘书长）。

在此期间，刘春霖目时军阀混战、内部争斗、政治腐败的局面，非常愤慨，于1928年愤然辞官，在上海、北京以诗书自慰。

刘春霖作为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忧国忧民，胸怀治国之大略，虽隐居不仕，但对国家前途颇为关心。

1933年夏季，黄河决口，河北、河南、山东三角地带洪水泛滥，受灾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刘春霖串联起一批河北省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河北省移民协会”，带头捐助，并多方募集资金，组织领导灾区难民救济，对无家可归者，迁徙到包头城东15里的南海子一带，开垦荒地，建立“河北新村”。

1934年农历三月，满洲国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以满洲国名义特邀刘春霖前往，许以伪满教育部部长之职，刘春霖愤然拒绝。

宋哲元任河北省省长时，出于对状元的敬仰，即拜刘春霖为师。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与刘春霖是同科进士、且是日本留学时同学的大汉奸王揖唐登门拜访，想借刘春霖的状元之名作招牌，邀其出任北京市市长要职。刘春霖当即翻脸，骂道：“我刘春霖是绝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请免开尊口！”

王揖唐见势头不对，抱头鼠窜而去。

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劝刘春霖到南方躲避一下。

刘春霖沉痛万分地说：“能躲到哪里去？南方的大片国土也沦陷了，总不能躲出国门、流浪到南洋去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恼羞成怒的日伪第二天就抄了刘春霖的家，把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

刘春霖气得大骂：“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受此事打击巨大，刘春霖从此杜门谢客，于1942年1月18日在悲愤中谢世。

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状元郎就是爱国英雄文天祥，被奉为万世楷模。

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郎刘春霖在气节方面也丝毫不输文天祥，也为世人所敬仰。

现在，为了纪念他，在沧州名人植物园、肃宁文化广场、河间一中均建有刘春霖的雕像，县城的育才街更名为春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