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徐州战场风云突变。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分别派出数个师团，企图在徐州地区围歼中国军队。60万国军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局势危如累卵。就在此时，第五战区指挥官李宗仁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沉着冷静，运筹帷幄，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周密的突围计划。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李宗仁如何指挥60万大军突出重围？他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这次突围行动又对抗日战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国军士气高涨。然而，这场胜利也让日军意识到了徐州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为了扭转局势，日本大本营决定对徐州发动大规模进攻。

4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5个师团南下，其中第114师团直接进攻徐州，第5师团在徐州以东迂回截断中国军队退路，第10师团负责切断国军西进路线，第16师团则配合第10师团行动。同时，第14师团沿陇海铁路向西推进，意图夺取兰封，阻断来自河南方向的援军。

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也派出了4个师团北上，形成了对徐州的南北夹击之势。日军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将聚集在徐州地区的60万国军一网打尽。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国军的处境变得异常危险。徐州地区平坦开阔，有利于日军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如果让日军的装甲部队成功包围徐州，60万国军将面临重蹈淞沪、南京两次大战覆辙的危险。

4月16日，日军第10师团对临沂发起猛攻。由于此前驻守临沂的庞炳勋和张自忠所部西北军尚未从前期激战中恢复元气，最终导致临沂失守。鲁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节点就此丢失，形势更加危急。

所幸滇军60军及时赶到，在禹王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这支原本准备参加南京会战的部队，辗转多地后终于在徐州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战场。他们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为李宗仁争取了宝贵的部署时间。

然而，日军的进攻并未就此停止。华中方面军的四个师团正浩浩荡荡地向徐州推进，这对已经在北线苦战的国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李宗仁手中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应付这支来自南方的威胁。

更为棘手的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日军的包围圈正在逐步形成。5月9日，日军攻克蒙城，向徐州的包围网已经初具规模。5月14日，日军占领了陇海铁路，切断了国军的主要撤退通道。至此，60万国军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徐州战场的形势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棋局，日军正在一步步收紧包围圈，而国军则面临着被困死角的危险。如果继续死守徐州，很可能会重演南京保卫战时全军覆没的悲剧。

在这危急关头，李宗仁意识到必须做出一个艰难而关键的决定。是继续坚守徐州，还是寻找突围的机会？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60万将士的生死，更将影响整个抗日战争的走向。李宗仁深知，一旦决策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李宗仁需要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必须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中找到突破口，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在撤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考验着李宗仁的军事才能和临危应变的能力。

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李宗仁深知传统的固守战术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危局。他召集各部队指挥官紧急会商，经过激烈讨论后，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却又合乎战略需要的决定：放弃徐州，实施大规模突围。

这个决定并非轻易做出。徐州作为华北重镇，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放弃徐州意味着将华北与华中地区的联系彻底切断，给日军进一步南下创造了条件。然而，李宗仁权衡利弊后认为，保存有生力量比固守一城更为重要。他坚信，只要保存了主力，就能在将来找到反击的机会。

决定放弃徐州后，李宗仁立即着手制定详细的突围计划。他充分考虑到各部队的特点和所处位置，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分路突围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李宗仁将60万大军分为五路。第一路由桂军组成，负责向东南方向突围；第二路以中央军为主，突围方向为西南；第三路由李品仙所部组成，向西突围；第四路由滇军担任，负责向西北方向突围；第五路则由杂牌军组成，负责向北突围。

这种分路突围的策略有几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能够分散日军的注意力和兵力，使日军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某一路军队。其次，不同方向的突围可以增加成功的几率，即使某一路遭遇失败，其他路线仍有突围的可能。最后，这种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优势，各路军队可以根据所在地区的地形特点选择最佳的突围路线。

为了确保突围计划的顺利实施，李宗仁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他下令各部队轻装简从，将不必要的重型装备和辎重销毁，以提高行军速度。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由精锐部队组成的掩护部队，负责在突围过程中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李宗仁深知，突围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为此，他亲自召集各路指挥官，详细讲解突围计划，并强调了行动时间的统一性和重要性。他要求各路部队在5月15日晚间同时发起突围行动，以求在最短时间内突破日军的包围圈。

在部署突围计划的同时，李宗仁还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故意放出要坚守徐州的消息，并命令一些部队在城内加强防御工事，以迷惑日军。这一策略果然奏效，日军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徐州城区，从而为突围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宗仁的突围决策还包括一个重要环节：灵活调度各部队。他充分考虑到各部队的特点和所处位置，合理分配突围任务。例如，他将战斗力较强的桂军安排在最危险的东南方向，而将杂牌军安排在相对容易突围的北线。这种兵力调配充分体现了李宗仁的用兵智慧。

为了确保突围行动的成功，李宗仁还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他派出大量侦察兵和情报人员，深入敌后搜集日军部署情况。根据这些情报，李宗仁不断调整和完善突围计划，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在突围前夕，李宗仁召集各级指挥官进行最后的动员。他强调了这次突围行动的重要性，指出这不仅关系到在场诸位的生死，更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大局。他要求各部队在突围过程中要相互照应，绝不能顾此失彼。

李宗仁的这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才能。他不仅有果断放弃徐州的魄力，更有制定周密突围计划的智慧。这个突围计划，将成为扭转徐州战局的关键。

1938年5月15日夜，徐州城内外一片寂静。突然，城内爆发出一阵猛烈的炮火，照亮了夜空。这是李宗仁精心设计的声东击西之计，目的是吸引日军注意力，为突围部队创造有利条件。

就在日军被徐州城内的动静吸引时，五路突围大军开始了他们的行动。第一路由桂军组成，向东南方向突围。他们面临的是日军最强大的阻击，但桂军将士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战术，成功突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路以中央军为主，突围方向为西南。这支部队由蒋鼎文指挥，他们采取了快速机动的战术。在突围过程中，蒋鼎文灵活运用地形，利用夜色掩护，成功避开了日军的主力阻击，顺利突出重围。

第三路由李品仙所部组成，向西突围。李品仙率领部队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战术，将大部队分散成若干小股，穿插于日军防线之间。这种战术虽然增加了部队失散的风险，但也大大提高了突围的成功率。

第四路由滇军担任，负责向西北方向突围。滇军60军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担任了断后的重任，在禹王山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为其他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滇军将士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第五路则由杂牌军组成，负责向北突围。虽然这些部队装备相对落后，但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成功避开了日军的主要防线，为整个突围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突围过程中，李宗仁亲自督战，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在一次突围时，李宗仁的座车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车子被炸毁，李宗仁幸运地逃过一劫。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李宗仁作为指挥官的勇气和担当。

突围行动中，各路部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在东南方向，桂军遭遇了日军最强大的阻击。日军出动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试图阻止桂军的突围。面对优势装备的日军，桂军将士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们利用地形优势，采取近距离作战的方式，成功摧毁了多辆日军坦克，最终突破了日军的封锁线。

在西南方向，中央军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道路被大雨冲毁。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蒋鼎文果断决定改变突围路线，带领部队翻越一座被认为无法通过的山脉。这一大胆决定虽然增加了行军的难度，但最终帮助中央军成功避开了日军的追击。

李品仙所部在西线突围时，遭遇了日军的重兵围堵。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李品仙的部队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危急时刻，李品仙亲自率领一支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突破了日军的包围，为主力部队开辟了一条突围通道。

滇军60军在断后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禹王山战役中，滇军将士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将日军阻挡在山下长达48小时，为其他部队的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最后一批突围部队安全通过后，滇军才开始撤离。然而，此时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滇军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最终突出重围。

在北线，杂牌军的突围之路虽然相对平坦，但他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装备落后，这些部队的行军速度较慢，常常面临被日军追上的危险。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重型装备，有的士兵甚至赤脚行军，以求尽快脱离危险地带。

突围行动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在这72小时里，国军将士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越崎岖的山路和泥泞的沼泽，终于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这次突围行动的成功，不仅体现了李宗仁的指挥才能，更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大部分突围部队最终成功脱离了日军的包围，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

徐州会战突围行动的成功，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行动不仅保存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更改变了此后的战局走向。

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突围行动的成功使得中国军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尽管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部队成功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这些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了后续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例如，桂军在突围后虽然损失了近半兵力，但剩余的精锐部队在之后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凭借在徐州会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成功阻击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为武汉的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其次，突围行动的成功对日军的战略部署造成了巨大影响。日军原本计划通过徐州会战一举歼灭中国的主力部队，进而快速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然而，由于大部分中国军队成功突围，日军的这一计划受到了严重挫折。日军不得不调整战略，将重心转向追击突围部队和巩固已占领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们向中国腹地进攻的步伐。

在政治层面，徐州会战的突围行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国民政府利用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将突围行动描述为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从而增强了民众的抗战信心。这种宣传效果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多个国家的媒体对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突围行动后，战场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日军虽然占领了徐州，但由于中国军队的主力未被歼灭，他们不得不分散兵力，一方面继续向南推进，另一方面则要警惕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军队的反击。这种兵力分散的局面，为中国军队创造了反击的机会。

在突围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军队开始采取游击战术，频繁骚扰日军的补给线和后方基地。例如，在1938年7月，由突围部队组成的游击队在徐州以北的鲁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突袭行动，成功摧毁了日军多个补给站，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后勤保障能力。这些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兵力和物资，迫使日军不得不分出大量兵力用于防守后方，从而减缓了他们向前推进的速度。

与此同时，突围成功的部队在重新整编后，开始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在华中地区，由李宗仁指挥的部队与新调来的援军一起，构筑了一道新的防线，有效地阻止了日军向武汉方向的推进。在华北地区，一些突围的部队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多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成为了日后开展大规模抗日游击战的重要基础。

突围行动还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这次行动，中国军队认识到了灵活机动战术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更加注重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等灵活战术，而不是一味地与装备优势明显的日军进行正面对抗。这种战术思想的转变，使得中国军队能够在后续的抗日战争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在国际影响方面，徐州会战的突围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对中国军队在劣势情况下成功突围的能力表示赞叹。这种国际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为后续获得更多国际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在突围行动后不久，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可观的贷款，用于购买军事物资。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的问题，为后续的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总的来说，徐州会战的突围行动虽然只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片段，但它对整个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保存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改变了战场态势，还在政治、军事思想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上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行动的成功，为中国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坚持下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徐州会战突围行动的历史意义深远，不仅对当时的抗日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行动的成功，为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持续抵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和精神遗产。

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徐州会战突围行动是中国军队在劣势条件下成功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典范。在日军优势兵力和装备的包围下，中国军队能够成功突围，充分展现了指挥官的战略智慧和将士们的英勇顽强。这次行动的成功，为后续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战例研究。例如，在1939年的南昌会战中，中国军队就借鉴了徐州突围的经验，成功实施了类似的战略转移，避免了被日军全歼的命运。

其次，突围行动的成功保存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这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这次成功的突围，中国可能会在徐州战役中损失大部分精锐部队，这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的抗战能力。实际上，突围后的部队在后续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重要战役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由徐州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在汉口外围构筑了坚固的防线，成功阻挡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为武汉的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战略层面来看，徐州会战突围行动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日军原本计划通过徐州会战一举歼灭中国的主力部队，然后快速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然而，由于大部分中国军队成功突围，日军不得不调整战略，将重心转向追击突围部队和巩固已占领区域。这一变化延缓了日军向中国腹地推进的步伐，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

在政治层面，徐州会战的突围行动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次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斗志，成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继续抗战的重要精神支柱。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突围行动的英勇事迹，激发了全国上下的爱国热情。例如，在突围后不久，重庆、成都等大后方城市就组织了多场报告会，邀请参与突围的将领讲述战斗经过，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决心。

在国际影响方面，徐州会战突围行动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许多西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对中国军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成功突围表示赞叹。这种国际反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为后续获得更多国际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在突围行动后不久，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笔数额可观的贷款，用于购买军事物资。这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的问题，为后续的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军事理论的角度来看，徐州会战突围行动为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通过这次行动，中国军队认识到了灵活机动战术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战斗中，中国军队更加注重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等灵活战术，而不是一味地与装备优势明显的日军进行正面对抗。这种战术思想的转变，使得中国军队能够在后续的抗日战争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徐州会战突围行动还在中国军事史上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成为了后世研究现代战争中战略转移的重要案例。许多军事院校将这次行动作为教学案例，深入分析其中的战术运用、指挥艺术和士兵精神。例如，在19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就专门组织了一次对徐州会战突围行动的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教训，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徐州会战突围行动还对中国军队的精神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参与突围的将士们展现出的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成为了后世中国军人学习的榜样。许多参与突围的老兵在战后成为了军队的骨干，他们将突围中展现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军人。这种精神传承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参加过徐州突围的老兵在朝鲜战场上再次展现了不畏强敌的勇气。

总的来说，徐州会战突围行动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在军事上保存了中国的有生力量，改变了战场态势，还在政治、外交、军事理论和精神文明等多个层面上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行动的成功，为中国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坚持下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