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为博古的无能和李德的瞎指挥,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投入100万大军、500架飞机、1200门大炮围剿中央红军,其中50万兵力集中围攻中央根据地。伴随着阵阵枪炮声,国军很快便占领了黎川,苏区的大门被打开。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和猛烈攻势,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否定了毛泽东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法,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战略,与敌人展开阵地战和堡垒战,并特别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的迟疑或更改。
五十万敌军,重兵压境。在敌人疯狂的歼灭战中,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士兵轮番冲杀,红军战士刚堆积好的工事,立刻就被炸掉了,刚组织好的阵地防御,很快就被冲开了,新兵刚补充上来,很快就变成老兵了,而老兵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不到敌人的外线去打,不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如何拒?如何守?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周恩来和朱德认真研究了当前形势,认为再这么打下去,不仅会丢掉根据地,而且会使队伍全军覆没。周恩来立即发去电报,提出不同意见,中央局迅速回电,明确指出:所有决定需按照军委意图来办。结果可想而知,红军遭受了重大伤亡,可是博古、李德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将责任怪在提出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尤其将炮火对准周恩来和朱德,称他们没有理解军委意旨,没有贯彻军委的作战部署,才导致红军的失败。
1934年1月,国民党军从东、西、北三面紧逼,博古和李德的部署依然是层层设防,以堡垒对堡垒,在这样的消耗战中,苏区的范围一天天缩小,广昌、建宁等地接连失守。从7月上旬开始,国民党集结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博古、李德仍然要求红军全线防御,结果北线被敌人突破,东线被打开缺口。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中央红军最终不得不改变战略,向湘鄂西实施战略转移。
二、惨烈的湘江之战,撕开了敌人的四道防线,中央红军遭也受了灭顶之灾
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总共进行了100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其中战斗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是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于博古的无能和李德的瞎指挥,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要求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去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在制定渡江点位、渡江时间以及渡江后的攻防行进路线等方面,没有听取毛泽东和朱德的合理建议,因此,空前惨烈的湘江一战,使中央红军遭受了灭顶之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惨烈最悲壮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拼死苦战,差点拼光家底。湘江之战,让险些陷入重围的中央红军浴火重生,最终杀出了一条绝地逢生的血路,撕开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湘江战役结束后,剩下的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对博古和李德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极点,发出了要求彻换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总指挥的呼声。军事顾问李德恢溜溜地抱病卸职,中央军委终于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西出贵州突出重围。
三、遵义会议彻底纠正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教训,研究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
会上,博古做了总结性报告,虽然承认在指挥上存在错误,但还是过分强调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根源是敌人太过强大。相比之下,周恩来敢于担责,承认军事领导战略中的不足,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在发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朱德更是有力地支持:“毛泽东批评李德是瞎指挥,我完全赞同!”李德闻言暴跳如雷,朱德弊了他一眼,接着说:“我们大多数将领都没有喝过洋墨水,我倒是喝过一点,喝得倒也不多。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全局以来,一切照搬外国经验,致使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我不反对学习外国的经验与理论,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背靠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话音刚落,有人鼓掌,也有人公开反对。朱德拍着桌子怒声说道:“如果现在还有人坚持维护原来的领导,那我声明立场,如果由你继续领导,我就不会再跟你们走了!”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处碰壁、身处绝境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效是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
博古虽然失去了指挥权,但依然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半个月,博古意志消沉,沉默寡言,不理政事,许多电文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张闻天就博古的问题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交流意见,提出了重新确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观点。周恩来极力推荐由毛主席接替博古的位置。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周恩来找博古谈心,博古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周恩来只好开门见山道:“博古同志,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归根结底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共事两年,对此人知根知底,我们要打败他,就得找个比他还强的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为了照顾博古的情绪,周恩来继承说道,“咱们喝过洋墨水的人,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需要找一个懂国内情况的人,我看毛泽东行,咱们共同帮助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功。”
博古说:“那就让毛泽东负责吧,红军确实需要一个有独到军事才能的人来指挥。”说完,博古非常坦荡地将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的印章等重要物品一起交给了周恩来。
从此,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杰出人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宏伟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