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的释义为“变节、背叛”，“贰臣”即“身仕两朝”之人。“贰臣”作为专有名词，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下诏于国史内增立《贰臣传》之时，是带有明显贬义的概念。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出仕新朝，是封建社会中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的一种普遍历史现象。但官方为“贰臣”立传，仅限于清朝。满族尚武，素善骑射，在后金（清）征明过程中，占据军事上的优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统治区的扩大，以少数民族几十万兵力统治偌大中原地区毕竟力不从心，正是对于大量投清故明汉官的敢任善用，才最终完成清朝的统一事业。

从对清初治政的实际影响看，贰臣建言确切地影响了清统治者的施政方针，但清统治者在纳言时，又明显偏向于认同有利于巩固清朝统治的方面：如恢复经济、整顿吏治、解决缺官、健全中央、巩固统治等；

另一方面，对于有关清初的剃发、逃人、圈地等弊政的谏阻却充耳不闻、讳莫如深甚至恼羞成怒。因此，在探讨贰臣谏言对清初治政影响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在恢复生产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贡献上，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明清易代之际，即将面临集体“失业”的明朝士大夫，能够在新兴的清朝中“再就业”总归是令他们略感安慰的，但是，从贰臣入清后的境遇分析，企图功名兼具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以满洲贵族利益为转移的清统治者，不可能真正信任这些汉官。从贰臣入清后的职务分布即可看出清廷对这个群体的安排是别有用心的：大部分贰臣都任职于清廷的监察机构，任职御史或巡抚，职掌风宪。

这样一来，既有利于贰臣建言献策，又不使其掌握实权；既可以以对原来文化与国情对满族统治者提供借鉴与提示，又可以从其言行体察其对新统治者的忠诚与否。

另一方面，尽管大部分贰臣在新朝有机会施展抱负，但是背叛传统儒家“忠臣不仕二君”而带来的道德谴责，使他们不但背负压力人格分裂，而且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带来双重失落感。

（一）清初的贰臣群体

清初“贰臣”群体成员复杂，为了理清其出身与来源，特将清初“贰臣”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因遭受明朝谋害，被迫投清。属于明清斗争早期，具有合伙性质。投清后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其中，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最有代表性。

孔有德、耿仲明均为毛文龙手下得力干将，被收为“养孙”，分别赐名“毛永诗”及“毛有杰”，被毛文龙倚为心腹。

崇祯二年（1629），毛文龙被袁崇焕诛杀后，二人转投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孔有德任参将，耿仲明任游击。后金天聪年（1631），皇太极围大凌河城，孔有德奉命率兵渡海增援，因渡海遭遇飓风，几乎丧命。

不料部队尚未得到休整，又被兵部迫令陆上驰援。时值严冬，出师后又军饷不济，援军“日不得食，夜不得宿”，艰难可想而知。为此士兵怨声载道，行至吴桥（今河北吴桥东），因军士饥饿难忍夺吃鸡犬得罪了当地豪绅王象复，孔有德不得已“查夺鸡者穿箭游营”，不料部队因此哗变。

这时，恰遇从前因私吞买马钱而畏罪潜逃至此的李九成，两人密议：既然生存无望，“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遂率众反叛，旋即回师登州。

好友耿仲明率城内辽籍士兵为内应，遂占据登州。随后，孔、耿、李以头戴红巾或红衣为标志，弃崇祯年号，以“替天行道”为号，得到旅顺、广鹿岛（今长山列岛西部）响应，兵势大盛，复陷莱城（今山东掖县）。

闻讯，明崇祯帝立刻从辽东前线调集劲旅，猛烈反扑。激战半年余，终于寡不敌众，城中已物资大量缺少，危在旦夕间，孔有德率部众万余人从北城临海处突围逃于海上，决计投后金。

天聪七年（1633）五月，皇太极派出其兄弟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专程侯于鸭绿江口，迎来了他早已关注多时的孔有得、耿仲明。

第二类，是为一己之私利，贪生怕死，临阵投降者。如李永芳，孙得功，夏成德，鲍承先等。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向明抚顺发起进攻，时任抚顺所游击的李永芳，在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并许以联姻、升官和保全城中居民的诱降书下，成为努尔哈赤叛明以后，明朝第一个临阵投降的官员。

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果然兑现承诺，将贝勒阿巴泰之女嫁给他，称他为抚西额驸，并授予三等参将，统辖抚顺的降民。自此，李永芳竭诚效忠于后金，不但屡次随后金出征，而且利用自己降将的身份刺探情报并积极招降明军官吏。

天命七年（1622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准备进攻广宁。明朝王化贞驻守广宁，本想约李永芳为内应，不料反而被李永芳施以反间，被其素来倚为心腹的中军游击孙得功出卖。

在明朝重兵赴援平西堡时，刚与后金兵交锋，孙得功在明军阵后大呼：“兵败矣！”便领兵退回广宁，致使本来畏惧后金兵的明军士气顿失，军心涣散，后金兵乘势冲杀，明军大败。

而逃回广宁的孙得功，又胁迫城中士民薙发迎降。此次广宁一战论功，孙得功得二等男世爵，李永芳得敕书免死三次。

第三类，是在明清战争中，战败转而降清的。这部分人本未欲降，并一直战斗在抗清前线，战败被招降。

如孟乔芳，张存仁，祖泽远，祖大寿，洪承畴等。“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宜宥者宥，既宽宥者悉加恩养”，招降作为后金（清）争取战争胜利、瓦解明朝防线的一贯政策，的确得到了那些幸免不死、并在本朝加官进爵的降臣死心塌地的效命。

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一役，虽然祖大寿降而复叛，但是跟随其一起归降的祖可法、张存仁等人却在后金（清）收到重用。

崇德元年（1636），张存仁被任命为都察院承政时，对皇太极表态说，“臣以三死许国：如臣不实心任事，苟且塞责，畏首畏尾。即以负君之罪诛臣，一也；如臣借公行私，顾瞻情面，遗误国政，即以欺君之罪诛臣，二也；如臣贪财受贿，私家利己，即以贪婪之罪诛臣，三也。如臣不犯三事，而被奸佞诬陷，愿皇上大振乾断，诛佞人以戒谗嫉”。

足见其俨然已将自己当作后金的一份子而决定竭诚效命了。

在后金（清）招徕明朝战俘时，又分招降和劝降两种态度，如在攻破松山，俘获洪承畴等人后，在招降明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遭到拒绝后将其就地处死，而对同样“延颈承刃，始终不屈”的洪承畴，却想尽办法，甚至皇太极亲自出马劝降。

劝降祖大寿时，更是极为耐心，甚至等了十年。第一次祖大寿降清以内应为由诈逃后，再不理会皇太极“勿忘前约”的书信，第二次降清时还是在锦州城内弹尽粮绝，看到洪承畴降而无援后才被迫投降的。

招降后，皇太极又特别强调“往事已不可追，此后当竭尽尔力以事朕，则善矣！”清统治者为此付诸心力，盖因其特殊身份。

事实也证明这些努力并没有白费，依祖大寿计，攻取中后所，收取吴三桂家属，在随后形势发展下，其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果然降了清；洪承畴自明万历年间登第，至崇祯年间可谓四朝元老，又以善兵闻名，文韬武略兼具，降清后为清廷先后招抚东南和招抚西南，可谓“开清第一功”。

第四类，审时度势，慕名而投。投诚占贰臣中的多数，投诚官吏文武兼有，文官积极献计献策，武官肝脑涂地，以图在清朝建功立业。如宋权，曹溶，陈名夏，柳寅东，刘芳名，李国英，张勇，白广恩等。

清军一入关，顺天巡抚宋权便首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以彰我朝厚德。一禁革加派弊政、以苏民生。一广罗贤才、以佐上理”；御史曹溶又紧接着“疏陈六事”：

第一，“请定官制，使事有责成，不相推诿，又上下情宜浃洽，庶人思效用”。

第二，“请定屯田、盐法、钱法规制，俾俸饷有所给取”，

第三，“请禁兵丁牧马，践食田禾”。

第四，“请有司巡缉土贼，擒为首者诛之，余皆劝谕向善，则不烦兵力而贼寇自靖”。

第五，“请发帑金，于近畿麦熟处平籴，以裕仓储，备赈恤”。

第六，“京师采煤西山，近因盗贼梗路，两月不至，请设兵循檄，使无劫掠之虞”。

这些有利于稳定局势的建言立刻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认同：“深切事务，下所司即行”。

而投诚的武官在清初开疆拓土严守边防的方面更是功不可没，如元年二月投诚的刘芳名，因战功卓著，历官四川提督、定西将军、江南右路总兵，先后平定宁夏兵变数起，击败郑成功进攻崇明之兵，十七年病死于军中。

而作为清代四川第一任封疆大吏，正是李国英在此多年精心运筹，才使得多种抗清力量交织的四川地区彻底平定下来——正是这些投诚官的投怀送抱，对于原本有意入主中原的清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第五类，见大势所趋，放弃抵抗，望风而降。这些人往往有在大顺政权中任职或者在南明政权中任职的经历。如赵之龙，钱谦益，吴六奇等人。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下江南，史可法兵败扬州后，弘光小朝廷闻风散去，福王朱由崧率部分大臣逃离南京。

至豫亲王多铎到达南京时，以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率领未及逃亡的南明将吏，冒雨于城门外跪迎清军入城。吴六奇亦曾为桂王朱由榔总兵，以舟师距南澳。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下韶州，吴六奇望风迎降。

第六类，清朝出于统治需要，慕名发出邀请。这些人往往是故明的高官或是在汉人中有影响的人物。如冯铨，党崇雅，周亮工，吴伟业等。顺治元年（1644）五月，多尔衮于“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②委以重任，仍以大学士入内院佐理机务。

第七类，是经他人推荐而入清。如张煊，在顺治元年（1644）经侍郎刘馀佑荐举，授为河南道御史。魏琯本为明之御史，顺治二年（1645），经御史傅景星推荐，授为湖广道御史。

张忻在明朝官至刑部尚书，顺治二年（1645），经天津总督骆养性推荐，授为兵部左侍郎，巡抚天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经推荐而入仕清朝的故明官员，尽管不占《贰臣传》内收录官员的主体，但是在清初大量缺官的情况下，却是补充官员的最主要途径。

第八类，原本与清朝是坚决敌对的，但在多种矛盾斗争中，又企图利用清军力量而转投清朝的，典型的如吴三桂，孙可望。

吴三桂一开始是坚决不降清的，无论其舅父祖大寿还是好友张存仁亦或是皇太极本人的诱降。他与清朝对立的态度也是坚决的，即使明亡后，也宁愿投入大顺政权，还是不降清。然而终因农民军损害了他的根本利益，忽然倒戈转而投靠清朝。

清朝如愿招降了吴三桂，封吴为平西王，是汉官中继孔、耿、尚之后的第四王。

孙可望作为张献忠义子，是明末清初西南一带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顺治三年张献忠兵败死于四川后，大西军在云贵重建政权，随着形势发展，顺治七年（1650）大西军又接受南明永历年号，在滇黔楚蜀一带逐渐成为巩固的抗清基地，与清军交战中屡屡取得胜利，先后斩杀清朝征剿西南的孔有德和尼堪，一时“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然而，心胸狭窄的孙可望尽管被封为秦王，并实际上操控着永历政权，却嫉贤妒能，与大西军的其他三王心生嫌隙，更不顾劝阻和兄弟情谊，屡次计划杀掉一心抗清的李定国。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派遣六万大军誓师入滇，企图一举消灭李定国部，不料部下不愿自相残杀，临阵倒戈，孙可望大败，溃不成军，仅率数十骑逃回贵阳，众叛亲离下，投降了清廷派往西南招抚的洪承畴，企图借清军力量恢复他在滇黔势力后，向清朝“岁纳贡赋”——这自然不可能。

但西南抗清武装却因为他的出卖最终失利。做为招抚西南四年来的重大成果，清廷喜不自胜，封他为义王。

（二）清初的贰臣建言

第一种，受到明朝谋害、前期降清具有合伙性质的，以及入关审时度势主动来投的。其中以武将为主降清贰臣，带兵投诚并具有一定战斗力，降清后为清朝统一全国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

在对清朝的建言中以军事边防为主，而清廷基本持肯定态度，在军事行动中，也往往得到清廷信任。无论在其生前死后，清廷待之也礼遇甚隆。然而论及罪与罚，可谓“贡献即是罪过”，是最具争议的一群贰臣。

尚可喜的投诚过程颇见明朝吏治黑暗。尚可喜之父尚学礼在毛文龙军中任游击。可喜寻父从军，与父同隶毛文龙属下。后，其父战死，可喜代领其军，驻广鹿岛。毛文龙被杀后，原与可喜不睦的沈世魁任东江主帅，遂设计召可喜赴皮岛加害之。

不料可喜从命赴岛途遇大风而返，随后侦悉沈世奎的阴谋，可喜不禁悲愤填胸，仰天长叹：“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捲叶，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叛明投后金。从此，尚可喜真正将自己看作清朝的一员，在风云突变之际，依然忠于清廷。康熙十二年（1674），吴三桂在云南叛乱，耿精忠于福建遥相呼应，尚可喜无动于吴三桂的临阵倒戈，并怒叱欲响应吴三桂的尚之信。

康熙帝出于信任，将两广地区的军务全部交由其办理，然可喜终因病情严重无力制止，愤恨而死。弥留之际，“犹披服太宗文皇帝所赐朝衣，言死后必葬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康熙帝闻耗，深为震悼，特遣大臣赴广东祭奠，赐谥曰敬。

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奉命往迎骸骨的尚之孝回程至天津丁字沽时，康熙帝再次派要员赐祭。十二月清廷特赐葬银八千两，在海城为可喜举行葬礼，并立碑墓道，“诏以可喜昔年海城田宅赐其第七子之隆，设佐领二，以其一为可喜守墓”。

顺治三年（1646），亲王阿济格征缴李自成，张勇率众来投，隶孟乔芳旗下，是清初著名的骁勇善战的武将。投清后忠心耿耿，早年征缴中右足曾中流矢，伤及骨头而不便行走，上阵时便乘坐轿子冲锋在前，指挥作战。

终其一生，历经百战，战功显赫，为巩固清初的边疆立下汗马功劳。张勇既精于作战又善于识人，最终平定三藩之乱的大将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都出自他的奖拔。

不仅在其生前，洪承畴评价其“智勇兼备”，大臣索尼称“当今良将如张勇者甚少”，康熙帝特因其“屡奏捷音，抒朕西顾之忧”而同时赐与少傅兼太子太师之衔；即便在其死后百年，仍令乾隆帝为其“有古名将之风”，又“勤劳懋著，始终无过”而感慨不已。

第二种，包括贪生怕死，临阵投降；望风而投，不战而降；在明清交战中，为一己之私，企图利用清军势力的，甚至降而复叛的，其境遇与第一种相差颇为悬殊。这一类仍以武官为主，尽管他们的归降往往使清军不费一兵一卒取得胜利，甚至可谓立有奇功，然而在其降清后的境遇上，或时时被猜忌，或郁郁不得志。

清廷在广示招徕时尽管表示均一视同仁，但对这些原因来降的故明官吏，心中充满疑忌。在其对清廷的建言中，时而遭到清朝统治者的反讽。这与他们原本企盼降清后飞黄腾达的日子恐怕大相径庭，就其一生而言，恐怕是最要慨叹“何必当初”的贰臣。若论及信仰，可谓是最“进退无据”，为人所不齿的一群贰臣。

如李永芳，鲍承先，孙得功，吴三桂，陈名夏，孙可望等。

使宁锦战线顿时瓦解而令后金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胜利的孙得功，在降后金后，不但在明朝的官职原封未动，而且未获重赏，甚至終努尔哈赤之世也未能晋升一次；

曾配合皇太极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的鲍承先，在《贰臣传》中，对于其投清的过程是这样写的：“我太祖高皇帝征明沈阳……见我兵至，不战而退，追斩百余级，俘获数千人，承先遁入城”。第二年清兵继续征沈阳、辽阳时，“退守广宁”。

天命七年，原本随总兵刘渠从广宁赴援的鲍承先，因刘渠战死，“承先败奔”，随后大军入广宁城，“承先鼠匿数日，随众来降”，可谓处处难掩鄙薄之意；降清之初享尽荣耀、贵为义王的孙可望，在降清几个月后就死了，死因说法不一，或说“可望病死”，或载“从出猎，毙于流矢”，或云“随出猎，被射死”。

多种说法，足见其是被暗下毒手的非正常死亡。

第三种，介于前两者之间的，战败被招降、清廷慕名招徕、经由下而上推荐入清的贰臣。

这些贰臣以文官为主，降清后职位主要分布在清廷的言路上，被任职为大学士、都察院都御史、巡按之臣、六部尚书侍郎等，他们的出谋划策涉及到朝政的方方面面，大多建言得到清廷的采纳，对清初的治政影响最大。

但是，清廷对于这批降臣的态度是暧昧的，统治者在接受建言的同时，也不时猜疑着他们的心思。而这态度，自始至终在历任统治者的心中又是一至致的，即便如清高宗评价其“大节有亏”，但相对于他们对清廷的贡献，又言“又何讥于洪”？是肯定的。

他们降清后所得待遇实在不足以酬答其对于清廷的贡献，更在乾隆时出于统治需要，死后百年还被夺去谥号。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大多曾先后在明清两朝身居显位，而被视为“贰臣”的代表，成为在明清易代时期舆论的靶子，遭到时人的讥讽。可谓最为悲哀的一群贰臣。

洪承畴以明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身份，松山兵败被俘后，尽管皇太极费劲心思劝降、礼遇甚隆，并喜不自胜地认为终获“一引路者”，然而终皇太极之世，并未启用洪承畴。

可见皇太极对其并不甚信任，招降洪承畴的最大目的，是“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尽管顺治朝对其异常信任与重用，两次入京佐理机务，先后招抚江南及经略西南五省。

然而，洪承畴为新朝呕心沥血的结果却并不如意：顺治十六年（1659），他因病请辞时，尽管清廷从谕旨到部议虽都称赞他“劳绩茂著”，却并没有兑现顺治帝当年承诺的“成功之日，优加爵赏”，议论的结果，仅给了个三等阿达哈哈番。

在明朝曾官居大学士的冯铨，不但“素有才学”、“谙练政事”，更善于揣摩迎合清初统治者，因此奉召入仕清朝后，仕途上也是如鱼得水，顺治帝对其极为信任，称之为“信任倚毗大臣”。

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清初正式加“三少”、“三师”之衔时，即授其“少师兼太子太师”，顺治十三年（1657）二月，冯铨以老致仕后，顺治又“念其器识老成，学问充裕”，将其留在身边以备咨询。冯铨之于顺治朝可谓隆宠之极。

康熙十一年，冯铨卒，谥号文敏。然而旋即又被削谥。盖因新统治者认为其有才无德，人品不佳。由此可见，“贰臣”在清朝得到礼遇赏识只是偶然的，而被无端申斥遭到鄙薄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