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很多书生读书，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可以做官，光宗耀祖。但这样的读书功利性非常强，带有一定的愚民色彩。或许，古代的读书就是一种愚民的方式。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民间读书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帮助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权贵世世代代都是权贵，并不会做平民百姓，而他们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却可以靠绝大多数农民产出的粮食过优裕的生活，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社会并不是公平公正的，而是权贵享受优质社会资源，而普通农民只能享受劣质的社会资源，甚至有的农民终年劳动，却吃不饱穿不暖，土地被土豪和地主霸占，劳动所得被土豪和地主剥削殆尽。只有当他们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才会外出逃荒要饭，发展成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会闹事。读书人也有可能发展成流民，但大多数读书人都汲汲于功名富贵，都想通过读书进入统治阶级圈层，也要享受社会优质资源。隋唐以后，兴起了科举制度，民间读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可以做官，考不中还可以再考。读书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当所有的书生都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之后，读书就变得功利心十足，也成了一种愚民的方式。

统治阶级审核书籍，很容易删减一些民本主义思想，就像改造儒家思想那样，删除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代之而起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要人们认命，同时还要宣扬迷信思想，用神权统治人们的头脑。统治阶级制定了书生阅读的书，在里面加入了很多愚民的思想，只是要书生老老实实做顺民，要书生通过读书获得功名利禄，而不会让书生看到真实的社会矛盾，也不会让他们利用所学的知识来观察社会和人生，更不会让他们写出独特的见解。书生们读书只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不是为了提升思想境界。即便书中的圣贤理想比较高远，他们也朝着那方面努力，却最终无法成为圣贤。成不了圣贤，他们只能成为普通的读书人，看似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其实只是为了自己谋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老百姓谋求生存和发展，也不是为老百姓谋求福利。如此一来，书生往往会成为孤独的奋斗者，能考中当然好，但大部分考不中，会成为庸庸碌碌的人，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成了“百无一用”的人。

书生读书会树立很高远的理想，要实现修齐治平的伟大愿望，要为老百姓谋福利。一旦进入官场，他们就不怎么读书了，而是要顺应官场的潜规则，巧立名目，层层加税，还会行贿受贿，卖官鬻爵。他们手里的银子大部分是从民间搜刮而来，用银子铺路才能飞黄腾达。而没有考中官员的书生大多喜欢读书，要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而通过读书来写作的，来给人们启迪心智的并不多。即便是民间的一些学者，也仍然会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而不会放开了随便写。如此一来，读书就成了一种愚民的方式。很多书生生活在书本的世界里，觉得自己就是圣贤，要用圣贤的理想来约束自己，最终弄得自视甚高，只是自大和自恋，却不会被人们承认。人们只会承认考中了的说什么，而考不中的书生历来都是人们嘲笑的对象。

书生读书应该讲究学以致用 ，却最终发展成为只是为了写好一篇文章而用，却不会用学到的知识观察社会和人生，也不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但有的书生会结连一气，共同敲诈勒索官府的官员，说官府的官员贪污腐败，还列出了具体数目。官府的官员一般都会赔付他们一点钱，让他们闭嘴，就算没什么事发生，而一旦被皇帝知道，官员就会被治罪，而告官员状的几个书生却会被轻松赦免。书生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这些方面，很难说他们会有多大的出息。统治阶级改造了儒家思想，改造了考试用书，而且改造了书生们的思想，让书生们只是一门心思去考试，甚至允许书生们在考试的时候产生迷信的思想。很多书生死读书，读死书，最终却没有考中，只能等三年再考，或者不敢回家，在外面漂泊，有的甚至去寻死，本身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会毒害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但这样的制度就是实行下去了，而且到了明清时期只考八股文，最终弄得书生读透了“四书五经”，以至于书生写八股文写得非常克制，字迹就像书法家的字迹一样。书生没有太多广泛的阅读，思想被“四书五经”牢牢约束，当然也就没有创新性可言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种愚民的方式。

鼓励读书，并没有鼓励他们多读书，而是鼓励书生们读“四书五经”，而“四书五经”的内容是由统治者编定的，已经删删减减了很多内容，留下的只是要书生做顺民，遵从礼仪道德，甚至允许书生迷信，当然也就产生了新的愚民思想。但愿现在的人都能广泛阅读，而不要拘束的某一个领域，以免被读书的愚民思想愚弄。倘若读了很多领域的书，觉得某些方面审核过严，弄得没有几句真话，就不如自己写几句真话，起码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引导知识分子们走向光明的境地，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