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于长庆元年(821)、长庆二年(822)与唐会盟后，敦煌古藏文写卷记载了吐蕃与唐朝、回鹘、南诏，于青海湖区野猫川军区的一座名叫德卡碧玉园盟誓寺院签订和盟。

卷子记载：

“德卡碧玉园会谈处所建之盟誓寺院，曾在两年间成为三大国会谈和盟誓之基地。”

同卷又载：

“吐蕃王臣精干威猛，善于策谋，唐朝、回鹘、南诏等虽偶有不听王命之时，最终仍臣服于吐蕃。盟誓降服，并将盟誓内容写成文字立于碑上。”

吐蕃文献记载展现出自我溢美之态，其对唐朝、回鹘、南诏的征服更是虚言。

1、赤祖德赞的亲政

开成五年(840)以后，回鹘已是国破，人众四散奔亡，如何参与四方会盟？吐蕃与唐、回鹘、南诏共同签署和盟，显然仍延续赤德松赞一朝的对外政策，即与唐朝解决边界问题，接着与回鹘、南诏亦订立和盟，停止战争，主要目的乃在于集中全力应付西陲大食进入帕米尔高原区的危机。

当时吐蕃赞普赤祖德赞于长庆三年(823)时年18岁，已渐成年，辅佐大臣仍为僧相勃阑伽允丹及首席宰相尚绮心儿及宰相尚塔藏等，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屡屡颂扬赤祖德赞赞普之外，亦屡屡提及尚绮心儿及尚塔藏的神勇，独漏僧相勃阑伽允丹，此是否意味着僧相勃阑伽允丹已于长庆三年(823)失势，颇值推敲。

唐朝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曾于大和九年(835)十月至开成元年(836)年底间，上书《奏吐蕃交马事宜状》，奏书中提及：

臣又见蕃人来说云：其首领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众，连诛旧臣，差征无时，凶荒累岁…

上引奏书所提及吐蕃内情，应非直指当年的现象。

因此，随着赤祖德赞年岁增长，自主的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妨碍其意志的“前朝遗老”，或持不同意见的老臣，势必予以排除。

故此，吐蕃对外政策，于长庆三年以前，由前朝遗老辅政，系延续赤德松赞朝的政策，至赤祖德赞“连诛旧臣”时，其对外政策应亦随之改弦更张。而且，其时机应于长庆三年(823)。

原因在于长庆二年(822)及其以前，吐蕃均不断向外发动战争。奉佛教为国教，且致力于推广佛教信仰的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父子，均属如是情况，即一面奉佛，另一方面亦进行战争。

2、为何战争戛然而止？

但是长庆三年开始，所有吐蕃对外的战争，在史书的记录，突然戛然而止，这就显现出极大的不同。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有以为是奉佛的王室与拥蕃的贵族之间斗争，致削弱吐蕃的力量：

有以为唐蕃之间无战争，唐蕃长庆会盟的成立应是主因之一；有以为对唐主和是赤祖德赞时期的重要措施，由勃阑伽允丹等佛僧起了重要作用。

《新唐书·吐蕃传》则载：

赞普（赤祖德赞)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资治通鉴》亦载：“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

长庆三年以后，唐蕃之间之所以无战事，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赤祖德赞佞信佛教，堪称历代吐蕃赞普之最。

其既承袭其父祖遗志及吐蕃政策，理应与父祖所实践的模式相仿，但事实不然，这说明了赤祖德赞在自主意识下，所实施的对外政策，显然与其父祖不同，即赤祖德赞已不愿意再对外发动战争，其最大的兴趣在于弘扬佛法，兴建佛寺，翻译佛经，因此下令不得再启边事。

例如唐使刘元鼎于逻些与吐蕃君臣盟誓后，于返唐途中，吐蕃元帅尚塔藏“集东方节度使将帅凡百余人，看本国所署盟文，于台上高声晓读，读讫，因约束各守封界，无相侵掠”。

此例系历次唐蕃和盟所仅见，此等做法，未经赞普示意或核可，虽位居天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的尚塔藏，谅亦不敢自作主张。

有关赤祖德赞推展佛教信仰的情形，在其崇佛政策之下，不但寺院和僧尼数量大增，在这些寺院里除了进行译经及讲经之外，也进行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例如敦煌地区的抄经，一次就需动员达239名写经生及校勘者，抄写1部经需费时3年，写经生在写经期间，家中的家畜、财物要被扣押，监督者若无法完成任务，将受到兄弟或亲戚遭受监禁的处罚，而里正亦遭连坐，每缺1卷，受杖10下等。

其二，赤祖德赞由于身有缠疾，在佛家解释，可能是造孽太多，此并非由其自身造业，而是积累自父祖之杀业，报应于其身，因此有厌兵息战之举。

需以弘扬佛教，敬信佛法，图救赎杀业，换回健康，站在佛教徒立场，有此想法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其三，赤祖德赞10岁即位，在前朝遗老辅佐下，吐蕃仍保持其父王时期的状况，仍有足够的能力发动战争。

例如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冬，吐蕃首席宰相兼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绮心儿率副元帅尚塔藏及东面节度论三摩领15万大军围攻唐朝盐州达27天方退。

类此，由中央最高军事统帅亲领15万众，打27天之战争，非同小可，没有强大的实力，不足以支持。且实力之削弱，非一朝一夕。

诚然，赤松德赞末期确因过度扩张，导致与四邻强国先后战争，内政也因佛教各宗派的倾轧，政局动荡不稳，国力削弱。

但历经赤德松赞18年(798年至815年)的励精图治，吐蕃颇有中兴气象，内政稳定，对外虽遭遇困局，例如于云南及帕米尔高原之挫败，但大体上仍能维系吐蕃王朝的军势。

赤祖德赞继其父之后即位，直至822年，均仍维持其父的政策，沿用其父掌政军的原班人马，政权平稳过渡，内政硝烟不起，国力未坠，应无可置疑。

唐蕃之间无战事的现象，认系吐蕃势力削弱所致，值得商榷。此应属赞普个人的意志趋向，非关王朝实力。

其四，长庆二年(822)，吐蕃天下兵马副元帅同平章事尚塔藏，召集吐蕃东面节度诸将帅百余人，于台上朗诵长庆盟文，并晓谕不可侵掠唐境一事，颇值注意。

原因在于尚塔藏出身吐蕃四大戚族蔡邦氏，在吐蕃政坛素以亲蕃反佛闻名，尚塔藏代表氏族进入中央任职，似不可能完全捐弃氏族政治立场与利益，尚塔藏有如是作为，代表吐蕃王室的命令之不可违抗，与王室所加诸压力之大，迫使尚塔藏不得不然。

此意味着当时吐蕃王室掌控全局，王室的意志畅通无阻，不容许阳奉阴违。透过尚塔藏此项举动以及来年(823)颂扬蕃唐、回、诏四方盟誓文书中独漏僧相勃阑伽允丹等之观察，赤祖德赞已于长庆三年亲政，应无可疑。

其五，赤祖德赞亲政后，为求救赎杀业，全力弘扬佛法，敬信三宝，大兴佛寺，翻译佛经，吐蕃佛教事业为之大盛。

由于赤祖德赞全心奉佛，后因健康问题，亲政多少年后，不再视事，史无明言，无法确知。

由前引王茂元《奏吐蕃交马事宜状》所载分析，由长庆三年(823)开始亲政，至大和九年(835)到开成元年(836)间，似应在十一二年之后，委由大臣理政。

按吐蕃之体制，吐蕃中央政府的组织较为完备，无待强势之君主，仍可运作正常，而且吐蕃并不忌讳幼君嗣位，因吐蕃的行政系统仍有首席宰相主持，仍得以正常运作，不受影响。

既然赤祖德赞不理政事，我们可将之视同有如幼君在位，此时必须视谁出任首席宰相，此首席宰相具有主导政局的能力，例如芒伦芒赞(650一676在位)，8岁即位，噶尔东赞任宰相，不断发动战争，经营青海。

都松芒波杰(676一704在位)1岁即位，噶尔家族成员续任宰相，唐蕃边区烽烟四起，戮力攻伐唐境等。上举两例显示吐蕃纵有幼君，无法视事，但国政仍继续推动，并无妨碍。

同样，赤祖德赞不理朝政，当时首席宰相仍由尚绮心儿担任，其秉承赞普王室意志推动政务，当然唐蕃边区狼烟未起，证明吐蕃中央仍牢靠地掌控边区节度，否则应当失控如脱缰野马，如何节制其不侵犯唐境掠夺人畜物资？

吐蕃就在赤祖德赞亲政以后，国政日非，国力日渐削弱。

前引王茂元之奏书提及：

“其首领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众，连诛旧臣，差征无时，凶荒累岁”，所谓“素已年侵”表亲政多年；“更兼心疾”表体弱多病：“不恤其众”“差征无时”表其崇佞佛教、大兴土木、大肆供养三宝、大量抄写及翻译佛经等，无不需大量人力物力，必须动员百姓，造成百姓脱离正常生产活动等写照。

“连诛旧臣”则表诛杀诸辅佐大臣，先是僧相勃阑伽允丹，接着可能是首席宰相尚绮心儿，虽史册缺载，但当赤祖德赞为臣下所弑，主谋者就是继尚绮心儿之后担任首席宰相的韦结都离达聂，韦结都离在赤德松赞兴佛证盟诏敕之参与盟誓官员名单中，担任总督将军、外臣之职务，至元和三年(808)已升任为吐蕃东道节度使。

其究竟于何时接替尚绮心儿，依“连诛旧臣”分析，应于大和九年(835)以前，韦结都离既弑赞普，显与王室不同心，由其理政，结果可想而知。

加诸“凶荒累岁”，吐蕃日渐衰落，不难想见。因此，赤祖德赞亲政前数年，严敕不可再启边衅，唐蕃边境因此无事，后因多病，遂倾全力兴佛，移转国力于佛事，时日一久，吐蕃全境佛教思想日炽，不务杀伐，仅图保守已有疆界。

这是赤祖德赞自长庆三年(823)亲政至开成元年(836)或开成二年(837)遇弑薨逝前，吐蕃的情势。

3、昏君还是贤君？

赤祖德赞所继承之吐蕃，在其父赤德松赞的努力下，颇有中兴气氛。虽就吐蕃整体而言，在赤松德赞末期已有盛极而衰的走势，而且历经赤松德赞及牟尼赞两位赞普相继在两年内横死，政局骚乱的情况，但是经过赤德松赞执政18年的励精图治，在吐蕃内部维持住稳定的局势，对外也有一定的威势。

因此遗留给赤祖德赞的吐蕃基业，并非一般所以为的衰世。问题在于，赤祖德赞10岁即位，由佛僧担任的宰相辅政，其重用僧相的程度，超过其父，将僧相拔擢于传统百官之长一首席宰相之上，破坏体制，激起贵族集团的怨怒。

又因自幼受佛教教育以及体弱多病的影响、极度崇佞佛教，以暴力推展佛教，大量兴建寺院，供养大批不事生产的僧侣，进行崇佛的各项措施等，造成财政负担，也因此不得不对外采取消极政策，全面求和，保守已占领之疆域。

吐蕃在赤祖德赞主政下，日渐衰微，激起民怨，也导致贵族集团极端不满，终致被刺身亡。

是以，赤祖德赞既未能振敝起衰，力挽狂澜，反而加速吐蕃王朝的衰乱，其施政也已达暴政的程度。

唐以后的西藏文献均记载赤祖德赞未得善终，例如《西藏王统记》记载：

王（赤祖德赞）以饮米酒入睡，韦达纳坚及烛庐拉雷二人强扭其颈，使头面背而死。

又如《贤者喜宴》记载：

一日该王（赤祖德赞）于墨竹香巴官饮葡萄酒，醉眠于宝座之上。韦达纳坚、烛庐拉雷及列杜赞三位奸臣将热巴巾赞普的头扭转，热巴巾随即被杀。

另《汉藏史集》则载：

最后，国王本人（赤祖德赞）也于三十六岁的阴铁鸡年(841)，在墨竹强巴拉康的石梯上，被烛庐勒札达东赞用剑刺死。

以上诸书虽在记载赤祖德赞遭弑的过程有所不同，但其被臣下所弑的原因，以上诸书均明确指出系因对其实施崇佛政策的不满所致。

站在俗世的立场上看，赤祖德赞即位初期，是一位未掌实权的幼君，尔后又诛杀旧臣，不恤其众，差征无时，在吐蕃“凶荒累岁”的情况下，赤祖德赞乃是一位十足的昏君。

然而，后世的藏族僧侣史家将之比拟为吐蕃三大贤君，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齐名。

甚至今日治藏族史学者，也在论著中，颂扬赤祖德赞政绩辉煌及号称为一代贤君等。

此纯为站在佛教的立场看历史，是为以所谓唯宗教史观治史，只要对宗教有利，致力于弘扬佛教，敬奉三宝者，都是明君，而赤祖德赞还为弘扬佛教，牺牲了性命，此在佛教信徒的立场观之，更属十足的悲剧英雄。

因此，列其为吐蕃三大明君。

事实上，赤祖德赞的诸多破坏体制的崇佛措施，造成吐蕃财政无法负担，不得不对百姓横征暴敛。

至其弟乌冬赞，俗称朗达玛继立，为补救吐蕃危亡之势，不得不削减佛教寺院的民户，并征收寺院的土地，导致佛教势力反弹，加上原有贵族集团的反动，整个吐蕃遂进入崩解的状态。

凡此当然得归咎于赤祖德赞诸多措施的不当，不但未能预见，亦未能化解，反而促使加速了吐蕃衰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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