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自述》中，叶利钦详细描述了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特权现象。他在书中揭示，苏联解体前，各级干部普遍享有不同层次的特殊待遇，这些特权已经制度化，并与官员的职务级别密切挂钩。他指出，仅在莫斯科，就有超过四万人享受各类特权待遇，且这些待遇在不同职务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位于苏联权力结构的巅峰，拥有几乎无限的特权。而与这些高层领导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苏联百姓却常年在贫困中挣扎，生活困顿，收入微薄。

苏共高层的奢华生活方式也被其他一些人物所揭露。例如，曾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回忆道，1983年他刚上任时，第二天便被配备了一辆专属的高级轿车。当他尝试提出更换一辆较为普通的轿车时，却遭到了上级的严厉训斥，指责他这种做法是“搞特殊”，损害了苏共的清廉形象。刚刚晋升的利加乔夫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完全没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指责。

此外，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1936年访问苏联时，也揭示了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在《从苏联归来》中，他描述了高层领导的待遇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巨大差距。举个例子，苏联高层的餐桌上常常摆满了各式精致的美食，冷盘、火腿、腌制和熏制的各种鱼类，甚至有虾、鲟鱼肉、奶油棒鸡等珍馐佳肴。然而，相对而言，普通苏联民众的餐桌却异常简陋，许多家庭因物资匮乏，不得不尽可能地用有限的食材维持基本的生计。即便是最基本的面包，也很难获得，蛋白质的摄入更是相当匮乏。日常食物如大米和面粉，最多只能用来做成最简单的餐点，勉强解决温饱问题。

类似的困境也同样出现在莫斯科的大学生、教师和低级职员的生活中。由于收入微薄，他们在物资短缺的环境下，购物变得异常困难。商店里商品种类极为有限，人们常常需要排队一个小时以上，才能进入商店。即便成功进入商店，也无法确保能够购买到所需的商品。这些现象突显了苏联高层与普通民众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差异。

纪德对这些社会不平等现象深感震惊，特别是在他访问黑海东岸的苏呼米时，他参观了一家专为苏联高级官员提供服务的旅馆，令他印象深刻。这座旅馆的舒适度与美观程度堪比法国顶级的沐浴旅馆，被誉为“世间最接近幸福的地方”。紧邻这座豪华旅馆的是一个专供上层阶层使用的苏维埃农场，而越过这个农场的界限之后，便是简陋的居民区，那里的一间小房子长宽仅为两米多，四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每月房租高达两个卢布。对于收入仅有75卢布的普通苏联人来说，这样的房租负担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奢侈。

纪德还通过这些对比，讽刺性地指出苏联社会的两极分化。他写道：“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他们具备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恶行。这些曾经贫困的人，现在已经不屑与他们过去的贫困同胞为伍，他们渴望享受那些曾经谴责过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待遇，并且已经找到了获得并维持这些待遇的方式。”

此外，纪德还提到苏联不同级别官员享有的特权待遇。苏联高层官员享受许多专门的优待，例如，他们可以享受“克里姆林宫份额”，这是专门为高层干部设立的特供商品。莫斯科设有专门的商店，专门为老布尔什维克、元帅、将军、学者和宇航员等高层人物提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远低于普通商店，且质量更为优越。

除了这些专门的特供商品，还有一些特殊商店专门为特权阶层提供商品。在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就有一家专为高级干部提供紧俏商品的专属商店。而在莫斯科的一些国营百货商店中，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副部长以上、各州市领导和高级官员才能在这里购物。此外，还有一些商店发行了“特殊配给卡”，这不仅是进入商店的凭证，还决定了持卡人可以购买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高层官员享有更高额度的购买权。

为了进一步便利高层官员的购物，苏联还发行了一种特殊货币——“卢布证券”。只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官员、外交官和记者等，才有机会获得这些特殊货币，用于购买国内外的进口商品和其他稀缺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