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共中央临时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决策层，在取得一些短期的军事胜利后，陷入了胜利的迷醉，提出应当趁机借助当前有利的政治与军事形势，攻占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若干省份的首度胜利，并决定命令红军“首取赣州”作为突破口。然而，毛主席对此战术主张提出了强烈反对，他深知赣州的战略地位与防御优势，并毫不犹豫地指出“赣州打不得”。赣州位于江西南部，是赣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心，且地理位置极为独特：三面环水，仅一面与陆地相连，拥有两丈多高的坚固城墙，外环有深沟护城，防守十分牢固，久享“铁赣州”之美誉。毛主席认为，若红军贸然攻打赣州，势必陷入敌军夹击，进退两难，最终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和危险中。

尽管毛主席提出的战略预警完全合理，但与会的多数成员还是坚持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忽视战局的实际情况，决心继续执行攻占赣州的计划。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占赣州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负责指挥红三军团等部队进军赣州。

一切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攻占赣州的战斗艰难且漫长，彭德怀带领的红军在赣州城下坚守了整整33天，期间红军将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高达3000余人，且由于赣州的坚固防守，红军在进退之间陷入了绝境。最终，中革军委不得不再次请毛主席出马，指挥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局。毛主席提议调动起义不久的红五军团，利用其相对较为灵活的特点，成功解救了被围困的红三军团，使其得以安全撤退。

然而，赣州战役的长时间消耗让红军的物资遭遇严重紧张，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国库几乎空虚，财政困境迫在眉睫。通过赣州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决定迅速调整战略，指挥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出击漳州。经过周密部署，红军于1932年4月20日迅速攻占了这座富庶的历史文化名城——漳州。

这场战斗中，毛主席展现了极高的军事智慧，红军成功歼灭了国民党第46师的大部分力量，生擒敌副旅长及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各类武器与物资，包括2100多支枪、6门炮、13万发子弹、1部无线电台以及2架飞机，此外，还缴获了大量的国民党军费，超过100万银元。这一战果不仅令敌人损失惨重，也为红军带来了急需的物资补给，正如人们所说，“打下漳州，喂饱银行”。

周恩来亲自组织了3000多名军民将漳州的赃款物资运往瑞金，还特别派遣专人将十多万元美钞送往上海临时中央，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随着这些资金的运回，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其中的部分财物存入一个秘密金库，用作应急准备。

为了妥善保存这些重要财富，毛主席作为苏维埃主席极为重视此事。他回到瑞金叶坪后，立即找来弟弟毛泽民商议。毛泽民虽然学历不高，但从小在家务劳动中培养了理财的才能，且在多次革命工作中展现了卓越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毛泽民曾担任过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后调任中央苏区政府，并主导了国家银行的筹建工作。

毛主席与毛泽民商讨后，决定将这批金银存放在一处秘密地点，以确保安全。毛主席建议选址位于长汀与瑞金交界处的石城南部横江，这一地点远离敌人的侦察范围，并且地形复杂，四面环山，是一个极佳的隐蔽之地。

1932年8月，毛主席与毛泽民亲自带领警卫队到石城南部实地勘察，并在多次比对之后，最终决定选定横江张坑这一地势险要、隐蔽性强的地点作为金库的存放地。为了确保安全，毛泽民随即召集相关人员开始了金库的建设工作。施工过程中，选定了莫均涛作为设计和实施的核心人员，并在短短七天内完成了金库的建设。

金库的建设和物资的储藏全过程都在严格保密中进行，所有金银和纸币都被妥善包装后运输至金库。莫均涛也承担了所有相关物品的登记与保管工作，他甚至将存货的清单以“黄酒、白酒”的代号记录，以防泄密。

不久后，随着战局的变化，毛泽民再次面临如何转移这些资金的难题。在红军反围剿战斗中，瑞金、石城等地面临巨大的敌人压力，毛泽民与毛主席商讨后决定将这批资金带着部队转移。长征途中，这批金银成为了红军的重要经济支柱，毛主席的预见与决策再次证明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