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30日，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署了一份重要协议，决定将北萨哈连（即北库页岛）上日本控制的油矿和煤矿租借区归还给苏联。同一天，两国还签署了《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将原定一年的协定有效期延长至五年。日本一直在资源上处于短缺状态，尤其是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大量兵力，导致国内资源捉襟见肘。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日本竟决定将北库页岛这一极具价值的资源区——油矿和煤矿——交给苏联，这一决定无疑令人感到震惊。那么，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深层的战略意图？

尤其是在两大对立阵营你死我活的背景下，作为两国重要代表的苏联和日本竟然能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否代表着背后有更为深刻的战略考量？蒋中正对此的看法是：“倭俄渔业协定为期五年，这一变化令人大为震惊，以往的协定通常只有一年期限。而北库页岛的油矿完全交给了苏联，这一切表明，俄日之间已达成某种妥协，远东局势必将发生剧变。究竟是祸是福？”毛泽东的看法则更为具体，他直指要害：“日军的进攻主方向是打通平汉路，甚至是粤汉路。这必将引发日蒋之间的冲突，年内冲突将加剧。”毛泽东精准预见到日军的战略意图，准确预测了日军将在这一年内展开大规模攻势。

果不其然，1944年4月17日，尽管日苏两国的协议尚未正式生效，日军便开始了“1号作战”，即著名的豫湘桂会战。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日苏之间签署的协议显然不是简单的经济安排，而是隐藏了更为复杂的战略考量。那么，为什么日本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仍决定发起“1号作战”呢？要想揭开这一谜团，我们必须回到1944年初的历史背景。

1944年1月24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会上讨论了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和陆军省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提出的作战计划。真田曾亲自前往南洋进行实地考察，而服部则参与过瓜岛战役，对局势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经过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失去了制海权和制空权，防守形势已经转向了撤退。陆军师团被困在各个岛屿之间，成为盟军轰炸的目标，面临的命运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死于战火，二是因饥饿而死。

两位日军高级参谋深知，继续依赖海上航线只会让日军的命运愈发堪忧。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建议在陆地上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将南洋群岛的日军与侵华日军以及本土直接连接，或许能够缓解当前的困境。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将南洋日军的压力转移至中国战场，虽然危险且极具挑战性，却是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战略构想。

然而，1943年下半年，东条英机并未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实施这一计划的前提条件有三个：第一，是否能够打通这条交通线？第二，是否能够稳固并守住这条交通线？第三，即便打通了交通线，如果盟军继续进攻日本本土，这条线是否仍有意义？日军自信满满，认为只要出兵，便能打通并守住这条线，同时相信盟军必定会忽视这个新战线。

历史最终证明，日军虽然打通了这条陆路交通线，但始终未能将其完美贯通，而盟军也没有掉以轻心，继续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日军为打通的这条交通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未能从中获得任何战略价值，反而暴露了其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不过，日军在做出这一决策时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东条英机，他当时关心的并非战略的成败，而是如何平衡海陆军之间的关系。打通陆地交通线需要大量的陆军支持，而这将意味着海军的经费被削减。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连一些基本的装备和零件都无法互通，形成了两军之间深刻的对立。

奇怪的是，东条英机在担任首相后却开始积极推动陆海军的合作。这一转变并非源于东条的个人能力，而是因为日本海军在东条的推动下被迫与陆军进行配合。关键因素在于，陆军代表的北进战略和海军代表的南进战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陆军逐渐意识到，向北扩张的战略已无前途，因而主张南进，并要求海军与陆军携手共进。海军对此并不完全认同，特别是在与英美作战时，他们意识到战争的局势对日本极为不利。尽管如此，陆军依然坚持主张，认为只有日本主宰亚洲，才有可能扭转局势。

战争的爆发证明了，南进战略虽然初期看似有利，但其资源消耗过于巨大，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海军虽然取得了显著胜利，却也付出了极高的资源代价。继续推行这一战略，最终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甚至可能导致最终的失败。

此时，日本在军费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海军要求维持既定的军费，而陆军则为其南进战略争取更多的资源。在此背景下，日本天皇作出了关键决策：为了保卫东亚的和平，必须打通陆上交通线，并节省宫廷开支，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陆地战事。天皇的决策打破了海陆军之间的僵局，最终促成了“1号作战”的实施。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调动关东军成了一个难题。毕竟，美英苏三国在德黑兰已经达成军事同盟，如果在此时调动关东军，苏联是否会趁机出兵呢？

因此，日苏之间签署的协议变得尤为重要。1944年3月30日的协议签署恰好避免了引起中国过早的警觉。此时距离日军发起“1号作战”仅剩17天，而中国显然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实际上，早在1944年1月24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之前，蒋中正的幕僚王芃生便已经意识到日本的战略意图。1944年1月17日的敌情分析会上，王芃生提出了四点分析，其中包括日本南进的海上航线遭遇严重干扰，且日军资源短缺，无法同时支撑海战与陆战。他推测，日本很可能会将战火引向中国，特别是通过平汉铁路和湘桂铁路进行战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