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法宪初踏入13兵团政委的岗位，接到中南军区高层的通报，得知自己的职务将要变动。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调整将把他调往新成立的空军，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味着他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吴法宪在革命队伍中的资历并不算特别深厚。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他便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主要负责具体的政治思想任务，曾担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累计了不少经验。

在解放战争时期，吴法宪所在的三师北上东北，经过重组，成立了第二纵队。刘震出任司令，吴法宪则担任政委。第二纵队的成立较早，且作为一支野战纵队，他们的搭档关系非常稳固，与其他纵队的主官相比，他们的合作始终保持一致。

自1946年第二纵队成立以来，直到1949年，两人分别晋升为兵团副司令和副政委，才结束了这种默契的工作搭档关系。而在其他纵队中，指挥官的更替却频繁，例如一纵的司令李天佑是接替万毅而来，政委则也经历了变动；三纵的司令数度更换，但政委保持了稳定。这种情况表明，第二纵队的领导班子在整个时期内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

1949年，吴法宪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深入广西，担任13兵团副政委以及西宁军管会副主任等职务。1950年，随着13兵团司令部的组建，他被任命为政委。然而还未正式上任，就接到了调往北京的通知，将在空军司令部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空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成立，刘亚楼被确定为司令员，而他则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萧华担任政委。但萧华在刚开始工作不久后，就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导致空军司令部的政治工作一度无人负责，因此吴法宪被选中承担这一职责。

空军作为一个技术领域的军种，吴法宪此前并未涉足，况且刘亚楼作为其旧上司，要求严苛，脾气火爆，工作压力相当巨大。在被调往空军工作时，林总特意找他谈了话，而他则回应要试一试，如果不合适他仍然可以返回陆军。此时，刘亚楼在一旁表示：“你难道还能走吗？选择你是对你的信任，何必提走的问题？”

实际上，吴法宪在空军的政治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选择留在司令部负责具体工作，而刘亚楼和刘震则主要负责前线的事务。到了1958年，他晋升为空军政委，虽然在职务上与刘亚楼平起平坐，但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是按刘司令的意见行事。刘亚楼不仅是他的上司，还是空军中的党委书记，实质上是决策的核心。

由于刘司令直率而脾气火爆，他在批评其他领导时从不留情，各级官员因此常常会对他的态度提出不同的意见。作为政委，吴法宪的任务是调解班子内部的矛盾，努力实现团结。然而，他并没有成功搭建起这座沟通的桥梁，导致领导班子间的矛盾时有发生。

到了1965年，刘司令在迷惘之际，推荐吴法宪接任司令一职，也许是因为他相信吴能够继续推进空军的建设。当时，空军已成为各军种中的标杆，而刘亚楼在将空军从小发展到大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也反映在他去世后葬礼的规格上，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