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将领中，郭化若以“儒将”的头衔而闻名。这一称号源于他在战争年代致力于军事教育和研究的悠久历程。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的是，他于1929年从苏联返回国内后，从一名普通的参谋逐步升任，先后担任了纵队参谋长、一方面军的参谋处长以及代理参谋长等职务。若不是因为被冠以“托派”的罪名，他或许会继续在军事领域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自1931年离开战斗前线以来，郭化若就被安排从事军事教育的相关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原本他是被计划派往东北地区，但由于一场疾病的延误，最终被调任至华东战场，担任二级军区副司令职务。为了强化第六纵队的纪律与领导力，尤其是在俘虏增多的情况下，郭化若被任命为纵队副司令，负责作战训练与部队纪律的管理。这也是华东野战总部为第六纵队指派两名副司令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1948年，他的职务从纵队副司令升迁至第四纵队的政委，随后又晋升为第九兵团的政委。1949年，随着第九兵团的成功解放上海，郭化若的角色愈发重要，他被任命为上海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兼政委，以及上海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和政委，身兼五职，事务繁忙。他常常感到疲惫，叹息道那段时间自己每天都得在午夜之后才能入睡。

1955年，随着华东军区的重组，郭化若被调任为南京军区的副司令，负责训练工作。在副职的分工中，能够负责军队作战和训练的副司令通常是位居前列的。当时，军区内副司令只有他与叶飞两人，叶飞则兼任福建省第一书记，工作的重心多在地方事务，因此在除去司令和政委之外，郭化若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副司令。

然而在1959年，军区副参谋长王德被要求调离，转岗地方，郭化若作为副司令对此表示关心，努力为其争取留在部队的机会，但最终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副参谋长公开向司令及政委写大字报，反映他们的不足之处，这一举动在很多人眼中显得有些不妥，认为其不尊重领导。副参谋长在回忆录中提到，虽然与郭化若在工作上关系融洽，却与司令的关系却多见争执和顶撞。

自1959年起，郭化若不再负责训练事务，工作职责经历了一次调整，转而专注于编撰军史等相关工作。尽管其职务没有实质性变更，但其工作内容的分量与之前大有不同。在接下来的六年中，他致力于《新四军军史》和《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等著作的编写。同时，他还对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翻译的《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其转为更加易懂的白话文。

到1965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郭化若的一篇文章因与当时的政策“格格不入”而遭到批判，继而被隔离审查。他被要求离开南京休养，然而又受到区域限制，仅能前往安徽省军区的第二干休所，日常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去济南看牙也需得到批准。

郭化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与波折。在土地革命初期，他从一方面军的代理参谋长调离，并因“托派”事件失去了党籍。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饱受偏见与误解，曾因恋爱而遭受困扰，当得知自己已不再是党员时，对方便不再联系。往往人们更愿意与那些表现积极的同事交往，而他每每参与党组织的会议时，都只能尴尬地摸索着离开，一旁静坐。

自1938年问题得到平反后，到1959年期间，郭化若的工作相对顺利。然而，1965年后，他的工作逐渐远离了核心职能。在1965年至1973年间，他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直到1973年，经过他的请求，才被安排为军科院的副院长，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和年龄问题，主要负责军事历史的编撰工作，并在1985年之后真正享受到了离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