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四野的主力部队开始向南挺进，解放中南地区。12兵团作为先锋，率先南下，途经湖北并最终到达湖南。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守军的将领程潜和陈明仁计划起义，12兵团司令员因此前往长沙与他们秘密进行谈判。

当时，作为42军124师的师长，徐国夫被临时调派，负责担任警卫任务。需要注意的是，42军并不直接隶属于12兵团，而是隶属14兵团。42军在经历过安阳战役后，124师被安排在洛阳一带负责警戒和休整。其他的三个师则被派往桐柏山区和大别山区进行剿匪任务。正因如此，124师的精锐力量和徐国夫的指挥才能被特别调派来执行这一重要的警卫任务。

完成警卫任务后，徐国夫被调至衡阳，协助组建军分区。在那里，他遇见了40军政委罗舜初。罗政委对他表示了热情的招待，并表示希望徐国夫能回到40军工作。虽然徐国夫内心深处仍然怀念老部队，但他也很清楚40军目前没有空缺。他与罗政委深入讨论，得知40军中的119师师长是宁贤文，而当时的军参谋长职务也可以选择。

宁贤文与徐国夫是多年的战友，两人曾共同经历过多次战斗。从东北战场到后来的各个战斗区域，他们一直是同伴。宁贤文因为健康原因曾暂时离开9师，而徐国夫则接替了他的职务，担任了9师师长。宁贤文在健康恢复后重返部队，担任了军参谋长。至于徐国夫，他选择了继续担任作战部队的指挥职务，而宁贤文则被调至军部工作。

从职务上看，军参谋长与师长的差距似乎不大，但从晋升的角度来看，军参谋长通常会被优先考虑晋升为副军长。尽管如此，很多将领更愿意留在前线，指挥作战。事实上，师级干部的调动需要经过兵团及四野总部的批准，军部并无直接决定权。而42军的任务此时已转向剿匪，压力相对较小，和40军相比，任务的艰巨性显然有所不同。

徐国夫对40军的感情一直深厚。早在辽西会战时，他与纵队首长因越级命令问题产生了摩擦。他考虑到时间因素未能及时上报纵队，因此遭到批评。尽管心中有些委屈，但他对40军的情感始终未曾改变。在军部领导征询他意见后，调令也很快下达。

随着40军参加万衡宝战役，并一路南下，终于抵达了广西北海。海南岛隔海相望，是否进攻、何时进攻、如何进攻，都成为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到了1950年2月，15兵团召开了海南岛战役的作战会议，决定将40军调去执行此战役，由15兵团指挥。

最初的作战方案中，主要依赖43军，而40军仅提供一部分支援。然而，40军在船只问题上的优势，确保了他们成为了渡海作战的主力。40军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模拟渡海作战，充分证明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一真理。

随着战役临近，个别指战员出现了厌战情绪，甚至有些人追求享乐，思想上出现了动摇。当战役正式发起时，40军的领导层也经历了一些人员调整。副军长蔡正国因伤未能参加作战，而只有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和政治部主任李伯秋等领导亲自参与了渡海作战。部分师政委和主任甚至是在战役结束后才通过海上抵达。

军参谋长虽然也受伤，但伤情的真相难以考证。无论如何，他未能参加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仪式上，他被授予了大校军衔。纵观他的资历，早在1929年便加入共青团，曾在四方面军担任连级职务，抗战期间担任团长，解放战争时更是历任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按理说，授予少将军衔应该是十分合适的，但最终他得到了大校军衔。直到1962年，他才晋升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