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三角洲，陈白沙去世后，儒家提倡的“忠”和“孝”价值观以及“主静”哲学思想的融合，与三位来自广东的高官推动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这三位高官分别是：湛若水、方献夫和霍韬，他们不仅是这一哲学思想的倡导者，还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方献夫和霍韬均来自南海县，且他们的家乡靠近西樵山，而湛若水尽管是增城县人，最终也在西樵山定居，甚至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书院。值得注意的是，霍韬的墓地最终也安葬在增城，这似乎显示了他们之间某种的联系。

方献夫自认为更接近王阳明的思想，并不太认同陈白沙的学说，而霍韬虽然对王阳明和陈白沙都没有深厚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儿子霍与瑕却是湛若水的学生，霍与瑕本身也是一位官员与学者。尽管方献夫和霍韬在学术上与湛若水有所不同，但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在这三位人物中，湛若水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不仅是作家，还是陈白沙思想的主要继承者。湛若水早年虽然有意走上富贵之路，但他最终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通过科举成为进士，并迅速在北京的官场上崭露头角，最终与王阳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湛若水在明代的理学著作中，占据了仅次于王阳明和陈白沙的位置。相比之下，方献夫和霍韬较年轻，若不是16世纪20年代的“大礼议”事件，他们的官场生涯可能会更加平稳，影响力较小。

“大礼议”作为一场将皇帝意志与百姓情感结合的历史性事件，对这三位高官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武宗正德皇帝去世时，由于他没有继承人，嘉靖元年（1522年）登基的明世宗便是他的堂兄。在这一背景下，大部分朝臣认为必须确保皇帝的血脉延续，因此他们要求明世宗以孝宗继子的身份，奉祀孝宗。然而，明世宗坚持奉祀的是他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以“继统”为名。这一立场与朝臣的意见发生了激烈冲突，尤其是在京师建立兴献王庙的争议中，许多支持朝臣的官员被逮捕、审讯，甚至遭受了体罚。

然而，湛若水、方献夫和霍韬这三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官员则坚定支持皇帝的决策，他们不仅与明世宗站在一起，还因此迅速获得了官场上的升迁与荣誉。与此同时，反对明世宗的官员，也有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士人。尤其是在事件中，张潆因遭到廷杖后重伤不治，家乡顺德的庙中铜钟突发破裂，这一象征性的事件似乎在冥冥之中回应了张潆的冤屈。

通过这三位高官的努力，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与朝廷的政策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限于政治改革，还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湛若水和霍韬等人积极维护儒家正统思想的同时，也开始推动对“淫祠”的打击。“淫祠”是指那些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祭祀非朝廷规定神明的庙宇，这一运动在16世纪愈发得到重视，特别是当时佛教也遭遇了打压。

这种反佛教的情绪在珠江三角洲早已存在。早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广州白云山的一个佛教“邪教”派别便遭到朝廷镇压。之后，嘉靖皇帝下令全面取缔“淫祠”，并要求拆除那些未获得官方认可的庙宇和佛寺。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儒家思想的复兴，推动了“淫祠”清除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在推行这些宗教改革时，像金花夫人庙这样的民间信仰依然顽固存在，甚至成为对抗官府的象征。尽管相关命令使得这些庙宇面临拆除的命运，但民众的信仰依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乡村地区。乡村的巫现和宗教活动与儒家经典的结合，表明乡土社会并未完全屈从于官方的禁令。

最后，湛若水和霍韬等人不仅通过政治支持，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再度兴盛，还通过个人的实践，例如霍韬在南海县建立家族祠堂，进一步在地方社会中确立了儒家正统的地位。这一过程中，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他们通过这些举措，成功将“家庙”与儒家礼仪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