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杰出指挥官，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他凭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勇气，带领抗联队伍在敌人重重围困下屡屡反击，为东北的解放立下赫赫战功。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将领，为什么在1955年却没有获得军衔呢？下面，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位英雄人物。

周保中出生于1902年。少年时期，他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母亲曾是李家的童养媳，后来嫁给了父亲奚发霖。周保中的原名也叫奚李元，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了他重重考验。

他年仅六岁时便患上天花，曾一度被认为无法活过来，徘徊在生死之间，然而，他奇迹般地挺过了这场劫难。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剧变，还深刻地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尤其是在学业方面，周保中展现出了超凡的才智。

1915年，年仅13岁的周保中因出色的成绩考入了大理第二中学。但家庭遭遇抢劫，积蓄被盗，导致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尽管生活困苦，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依旧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书籍，了解外面的世界。在心底，他也悄悄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5岁时，周保中决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参军。他随堂叔来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学校，开启了全新的军事生涯。凭借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很快便在军校中脱颖而出。

1923年，周保中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所当时堪称黄埔军校的军事学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讲武堂，他依旧表现优异，毕业后被保送至工兵科继续深造。

1928年，周保中在上海与妻子短暂重逢，随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被迫再次分离。之后，他被派往苏联，并在报纸上得知了家人因海难丧生的噩耗，悲痛欲绝，但他没有被击垮。

“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毅然回国，投身东北抗日第一线，那里成为了他新的战场。即便在苏联的日子里，他曾邂逅一位姑娘，两人心生情愫，但很快又匆匆别离。周保中立誓，在驱逐日寇之前，他绝不谈婚嫁。

然而，命运却让他遇到了王一知。她是一位来自吉林农家的女子，17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抗联，并屡建奇功。王一知美丽坚韧，在抗联中与周保中并肩作战，历经风雨。她曾是秘书处胥杰的妻子，胥杰牺牲后，周保中出于责任与敬意决定照顾她。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二人由相互尊重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39年秋夜，黑龙江宝清县的兰棒山上，一场简单却庄重的婚礼在战火中举行。周保中在战友们的歌声中，深情地表白：“虽然我已年近不惑，但我依然渴望爱情。日寇的侵略让我无法顾及个人幸福，而王一知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决定，即使战火纷飞，也要和她携手一生。”

婚礼简朴而庄严，周保中告诉王一知：“明天我要出征，生死未卜。”王一知则坚定地回应：“你若先行，我必为你报仇；若我先去，我们九泉下再相见。”第二天早晨，突如其来的风雪仿佛天意留人，周保中利用这一天安排后续工作，并亲自写下向党组织申请结婚的报告。

婚礼后第三天，周保中踏上了新的征程。王一知则留在后方，继续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尽管生死未卜，两人心中始终有对彼此的爱和信念，无论身处何地，心与心始终相连。

1932年10月，东北国民救国军对日军展开进攻，目标是打击日军并震慑日伪，特别是黑龙江的宁安县。作为第二别动队的指挥官，周保中不走传统指挥官的路线，他亲自带领敢死队冲向敌人的阵地。

那时，战局异常紧张，敌人的火力猛烈，周保中带领队伍顽强向前，正当局势有所突破时，一颗敌方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腿。虽然伤势严重，但他没有退缩，坚持继续指挥，担心离开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和战局。直到战斗胜利，他才终于倒下，脸色苍白。

随后的情况更加复杂——体内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若不及时处理，极可能会感染，甚至危及生命。战地的医疗条件简陋，伤员身边连麻药都没有，医生手中也只有简陋的工具，眼前的形势给医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看着焦急的医生，周保中冷静地劝导道：“别怕，刀子就在眼前，赶紧从老乡家借把钳子来。”医生去借来的钳子却过大，根本无法使用。周保中耐心地指示：“再开大一点刀，钳子就能进去了。你看好了，快动手！”

医生心中忐忑，但周保中的坚定目光让他不敢再迟疑，颤抖着手按着指示进行手术。最终，子弹被取出，伤口仍在流血。周保中看了一眼，冷静说道：“这块烂肉得去掉，否则会感染。”手术完成后，尽管汗水湿透了全身，周保中依然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他坚强的意志和冷静的态度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这次战斗后，周保中在抗日战线的声誉大幅提升。“刮骨取弹”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东北流传的英雄传奇。百姓称他为“刮骨真英雄”，甚至流传着“刮骨取弹真英雄，胜过当年关云长”的民谚。

1940年10月，周保中与李兆麟等抗联高级将领赴苏联伯力市举行重要会议，会上他被推举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尽管这一任命还需中央批准，但由于抗联与中央的联系中断，审批一直未完成，周保中因此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自1940年底起，部分残余的东北抗联部队陆续撤入苏联。由于1941年3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撤往苏联的抗联部队无法继续返回东北展开游击战，导致战略部署受到严重影响。到1944年，只有少数战士仍然在恶劣环境下与敌人死战。

1942年夏，周保中提议将所有撤入苏联的抗联部队整编成一个统一的教导团，进行长期训练和准备。苏联当局同意按照苏军标准对抗联部队进行训练，并在周保中和苏方协商后，将其升格为教导旅，命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这一举措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并为抗联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补给，极大改善了部队的物资和待遇。

1942年7月，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正式授予“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的番号，部队代号为“8461部队”。从那时起，周保中便专心训练这支部队，致力于为重夺东北而准备。

1945年8月11日，周保中带领幸存的400余名抗联战士随苏军重返东北，踏上了自己久违的故土。通过他在抗联中的影响力，很快组建了一支东北人民自卫军，并亲自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自卫军最终并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继续担任副司令员。

随着东北人民自治军不断壮大，最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周保中一直担任副司令员，并在多个关键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国家颁布军衔制度，规定非军队人员不得授衔，因此周保中错失了这一荣誉。然而，虽然没有军衔，但周保中的贡献与地位依然无法忽视。

1955年，他获得了三大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每一枚都代表着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即便是许多将军军衔的高官，也未必能拥有如此殊荣。

在接受勋章时，周保中平静地说道：“这些勋章，是代表东北人民以及那些在抗联中牺牲的烈士们获得的。”这句话展示了他对荣誉的豁达与心底坚定的信念。对周保中来说，军衔的象征意义并不重要，真正的荣耀在于他为民族解放和家园重建所作出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