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8500年前后的齐鲁大地，东夷族群开始逐渐崭露头角。随着岁月的流转，东夷逐渐在南北地区展开活动，尤其是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的势力迅速扩展，东至海岸、北抵渤海、南达江淮、西至中原，成为上古时期中国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

在东夷族群中，最为人知且历史悠久的便是“嬴族”。根据史料记载，嬴族起源于五帝时代，历经夏、商、周三代，最终在秦二世时走向终结，至少保持了2000多年的传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能够延续如此长久的家族之一。

据记载，帝舜时期，伯益因善于驯养鸟兽而获得了帝舜的赏赐，赐姓嬴氏。简而言之，伯益因其出色的驯兽能力，被帝舜赐予了“嬴”姓。另外，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提到，伯益之所以得姓嬴，是因为他所居之地名为“嬴”。无论是因地得姓，还是由帝王赐姓，可以确定的是，嬴族正式成型，并由伯益担任首任族长。

伯益得姓后，迅速进入政坛，成为帝舜的重要辅佐之臣，后来在大禹治水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帝舜时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攻打三苗。现代考古学家在安徽蚌埠发现了“禹会村遗址”，该遗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提到的“涂山之会”（也叫禹会诸侯）。历史学者推测，这次会议的召开或许是为了与伯益所领导的东夷军队汇合，共同出兵攻打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文化的三苗势力。若这一推测属实，那么大禹与伯益之间可能形成了政治同盟，协力推翻帝舜的统治，这也为大禹最终继位提供了某种政治背景。虽然这些推测充满争议，但在历史的迷雾中依旧有其讨论的空间。

大禹继位后，初选皋陶为继承人，然而皋陶早逝，最后将继承权转交给了伯益，最终在大禹去世后，禅位于伯益。从这个角度看，大禹与伯益的关系可能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上的交换。由于夏族的夏启并不愿意让伯益继位，因此驱逐了伯益，开启了夏朝的统治。关于夏启与伯益的交替权力，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解释，《战国策》提出了一个阴谋论，认为启的支持者通过攻击伯益最终夺取了天下。

无论如何，嬴族的政治势力逐渐衰退，夏朝与嬴族的关系也愈加复杂。夏朝似乎并未完全消灭嬴族，而嬴族亦未能彻底挑战夏朝的统治。最后，嬴族屈服于夏朝，成为其附庸。

根据现代考古研究，商族的起源并非东夷，而是源自北方。商族逐渐南迁，并在大约4000年前的石家庄一带通过漳河型文化与辉卫型文化的影响，逐步逼近夏都二里头。商族最终的崛起并非东夷的帮助，而是自身逐步南下的过程。

商汤推翻夏朝的过程中，是否得到了东夷的帮助，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到了商朝中期，东夷与商族的矛盾加剧，甲骨文中有记载称，商王武丁的妃子妇好曾亲自率军征讨东夷，而商朝末期，纣王对东夷的进攻也间接促成了周朝的崛起。《左传》甚至提到，“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可以看出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复杂且时有摩擦。

尽管商族与东夷的关系波动不断，但与嬴族的关系却一直保持较好，尤其在商朝晚期，嬴族更是商朝的忠实盟友。《甲骨文合集》记载了商朝与嬴族的密切关系，例如“乙丑：王命垦田于京，于嬴垦田”，“己巳卜，在嬴贞……”等，这表明商朝与嬴族之间的关系深厚。

根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周武王去世后，武庚（纣王之子）发动叛乱，嬴族参与其中。周公东征，最终杀死了武庚，并将嬴族西迁，这也为后来的秦国建立奠定了基础。西迁的嬴族不仅有秦国的一脉，还有京国的存在。考古学家不久前发现了位于陕西韩城的京国遗址，也进一步证明了周朝对待“顽敌”的策略是分化并削弱其势力。

《史记》记载，嬴族作为上古八大姓之一，分化出了多个姓氏，如徐氏、郯氏、莒氏、钟离氏、运奄氏等。其中，赵国和秦国两个后代最为知名。赵国的崛起与嬴族的传承息息相关，尤其是恶来和季胜两兄弟的后代。赵国在战国时期是唯一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至于秦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恶来之后的迁徙与发展。秦国最终通过商鞅变法，成为了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始皇最终实现了统一。

除了赵国和秦国，周朝时期嬴族还建立了京国、江国、徐国、梁国、黄国等多个国家，嬴族后裔在周朝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虽然这些国家大多数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灭掉，但嬴族的影响力依然深远。

总之，嬴族在周朝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秦国的建立最终使得嬴族复仇成功，并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可惜的是，秦朝在二世而亡后，嬴族也随之消失，彻底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然而，虽然嬴姓一度式微，特别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由于秦国嬴姓之人的四散逃亡及改姓隐居，导致嬴姓的后代变得稀少。如今，嬴姓的人口仅有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四川、贵州等地。尽管如此，嬴姓的后代所衍生出的姓氏却不少，这些姓氏依然在历史长河中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