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儿突破红巾军龙凤政权（国号宋）的都城汴梁，迫使皇帝韩林儿在刘福通的护卫下逃往安丰。再加上此前三路北伐的接连失利，曾经辉煌一时的红巾军逐渐陷入衰败。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当时已归顺元朝）调集十万大军，向安丰发起猛烈进攻。刘福通不仅组织城中的军民进行殊死抗战，还广泛派遣使者，向各方“诸侯”求援。救援与否的问题，摆在了朱元璋面前。

刘伯温坚决反对出兵救援，他给出了三个理由。

首先，朱元璋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利，夹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之间。如果出兵救援，可能与张士诚发生冲突，而陈友谅则可能趁机东下，届时朱元璋将会面临腹背受敌的极大风险。

其次，无论结果如何，救援都可能带来麻烦。刘伯温认为，龙凤政权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如今只剩下孤立无援的安丰城，救援成功也对朱元璋无益。而且，龙凤政权的公开抗元立场（建国称帝），注定会招致元朝的追击，救它只会让朱元璋成为元朝的眼中钉。

第三，假如真的救下韩林儿，如何安置他将成为一大难题。而此时张士诚正准备除去这个“累赘”，刘伯温认为朱元璋可以坐视不理，反而能从中受益。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常常被描述为朱元璋未听从刘伯温的劝告，结果不仅“捞回”了一个“包袱”，还让陈友谅趁机发起猛攻，逼得朱元璋陷入两难。幸运的是，朱文正凭借高超的指挥能力，最终稳定了局势。此事往往被当作刘伯温智慧的证明，毕竟朱元璋自己也曾感叹“不听君言，几失计”。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朱元璋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愚笨。他始终认为自己在此事上不需要完全听从刘伯温的意见。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朱元璋为何决心要救韩林儿。有人认为朱元璋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笔者无法确定朱元璋是否真有这种想法，但我认为这并非主要原因。曹操之所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因为其他诸侯都认同他手中的天子，而朱元璋若挟韩林儿，又能“令”谁呢？张士诚、陈友谅等人岂会听命于他？

朱元璋要救韩林儿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韩林儿是他的皇帝。当年朱元璋投入抗元的斗争时，便属于龙凤政权，他的许多官职与头衔都出自韩林儿的册封，包括至正二十一年获得的“吴国公”称号（后来自封为吴王）。而此时自己的主上遭遇困境，怎么能因为韩林儿已不再强盛，就将其抛弃？如果朱元璋不救援，自己的下属又如何会忠诚于他？若韩林儿被张士诚俘获，朱元璋处境将更加艰难。出兵救主，虽可能使自己陷入更大的麻烦，但若选择袖手旁观，朱元璋也难以维护自己的“形象”。

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些考虑显得虚无和做作，认为“实力才是王道”。陈友谅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但最终他却因轻视朱元璋而失败。因此，朱元璋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理智且明智的。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最终通过廖永忠之手将韩林儿处决，但这也让他与下属之间的信任纽带断裂，从此走上了屠杀的道路。

刘伯温曾是元朝官员，见元朝败落便投向朱元璋。如今龙凤政权衰败，刘伯温似乎也准备抛弃它。尽管他有诸多理由，但在朱元璋看来，这些士绅们口口声声说着“仁义廉耻”，实则视忠义为粪土，随时可能弃之而投向更强大的势力。这也是朱元璋对刘伯温等人抱有敌意的根本原因。

另外，朱元璋的救援行动，比刘伯温预期的要顺利得多。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朱元璋亲自率领徐达和常遇春出征安丰救驾。常遇春三战三胜，迅速击败了张士诚的军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便成功救出了刘福通和韩林儿（将其转移到滁州），并顺利撤军，此时陈友谅还未作出任何反应。

朱元璋凭借对张士诚实力的准确评估，选择了迅速出击，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也避免了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一决策展现了他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

那么，既然朱元璋的救援行动如此顺利，为什么一个月后面对陈友谅的猛攻时，他又显得措手不及呢？

原因在于，解救安丰之后，朱元璋过度自信，甚至产生了轻敌心理。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在龙湾大胜陈友谅，他认为此举足以震慑陈友谅，不会引发新的进攻。而且他预计即使陈友谅进攻，也会采取试探性进攻，而非直接发动大规模战斗。对此，朱元璋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但在实际情况中，陈友谅并未如朱元璋所料那般行事。反而，陈友谅趁机出兵，给了朱元璋措手不及的打击。朱元璋因此不得不紧急调兵，企图挽回局势。此时，朱元璋那句“不听君言，几失计”便应运而生。

这句话一方面表现了朱元璋对于战略上的误判和过度自信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对刘伯温等文臣的安抚和恭维，毕竟局势对他非常严峻，他知道这些文臣随时可能转向敌对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