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世情”长篇章回体小说，《金瓶梅》有明代“大百科全书”之美誉。

“花花世界，芸芸众生，无巨无细，莫不形诸笔端”。凡王朝、职官、司法、军事、经济、货币、商贸、农业、医药、宗教、戏曲、乐舞、风俗、婚丧、服饰、饮食等，皆洋洋洒洒，现于文字。

其中，明代中后期之社会经济现象亦多有涉及。

有鉴于此，我们对《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经济现象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由于《金瓶梅》版本系统繁杂，我们选取了人民文学出版社85年5月第一版《金瓶梅词话》和齐鲁书社92年2月第二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二种版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下简称“人文版”或“齐鲁版”，不揣浅陋，见笑方家，实有抛砖之愿。

《金瓶梅》的故事借宋喻明，它假托宋朝徽宗年间之事，实际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却存于明朝中后期的嘉靖至万历年间。

当时，明朝封建统治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吞并，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役，使丧失了土地的大批农民苦不堪言，开始流亡。

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农村，寻求生路。虽有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虎视关内，但由于国内长期统一，政局稳定，手工业、商业仍有较迅速的发展。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逐渐增强，加之大量潜在的农村劳动力的增多与进入，明代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期。

市场供需扩大，城镇经济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不仅南、北二京这样的通都大邑的商业资本有了大量的积累，江南、东南沿海和大运河沿岸三个地区的经济也十分繁荣。

投入市场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大为增加，并且从过去的奢侈品为主转为民众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为主，商人数量大增。整个社会风气也受到经济繁荣的影响，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各级官吏、地主、豪绅、恶霸以及上层市镇居民习惯于淫侈生活。

山东《博平县志》记载：“由嘉靖中叶以抵至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粥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妙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摩焉勿振。……逐末游食，相率成风。”【1】

《金瓶梅》以大量的笔墨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商人市侩唯利是图，以及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是明中晚期社会现实、经济生活的形象写照。

“宣扬了整个世界止不过黄金铺地的市侩哲学”【2】，在“齐鲁版”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中，应伯爵说：“如今这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活脱脱说出了晚明社会趋利拜金的社会风尚。

在书中，作者鼓吹“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古典重商思想【3】，如“齐鲁版”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傲妻儿”中，西门庆说：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都是细微处的写照。《金瓶梅》中的人物，大多重商而不重官，谋官不是目的，而是保护并扩大其经济利益的手段。

这些都是晚明社会时代经济特征的形象反映。

《金瓶梅》齐鲁出版社出版

“齐鲁版”第十九回“草里蛇逻打蒋竹山，李瓶儿情感西门庆”，说西门庆指使、挑唆草里蛇等街头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诬告反咬蒋竹山借款不还。

西门庆借机屈辱、拷打、恐吓蒋竹山。其实质，西门庆自己道出真相，他骂李瓶儿：“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这是典型的以官保商的行径，现在看亦是一种较典型的商业经济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晚明，市侩势力和封建统治机构相互勾结，他们鲜耻寡廉，荒淫无度，成为民众的莫大祸害。

在西门庆身上，集中反映了明代后期由地主、恶霸、商人等统治阶级构成的市侩势力的凶恶面目，他们撕去了虚伪的封建礼仪，欺男霸女，恬不知耻，强取豪夺，为所欲为。

破落财主出身起家的恶霸、官僚西门庆，是这种恶势力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反映出晚明商人所有的一些共性。这也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反映。

明代中后期，商人从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贩粟、贩盐，其次是经营典当业，再次才是贩丝、贩绸、贩布以及转贩其他各种商品。

而上述这些商贸活动，几乎集于西门庆一身，他开着“生药铺、解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等五六处铺面，放官吏债，而且“高阳仓”贩粮、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醋、江南贩布、外边江湖走标船等，经营多种多样，广为涉猎，因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距明末不远的清初高志奇在《天禄识字》中言及，“临清为天下水马头，南宫为旱马头，标客所集”。【4】说明了大运河地区明代后期雇标客转贩货物行业的兴旺。

“齐鲁版”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也反映了明代晚期社会商贸的一些状况，当时，日常生活必需品基本已成为贩运贸易的突出内容，南与北，布与棉的交流与发展最为突出。

万历《嘉定县志》说：嘉定地区所产棉布，商贾贩鬻（卖）“直到”蓟、辽、山、陕。

嘉靖《常熟县志》说“江南的常熟所产棉布”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

邢侗在《来禽馆集》中写到：“（北方山东临邑）境大熟，吉贝（棉花）以数千万计，……贩者四方至”。

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综括到，“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5】

西门庆派伙计从扬州购布回贩，押运途中被韩道国变卖拐走即是当时南北布棉相互大贩运状况的一个缩影。

《来禽馆集》（明）邢 侗 著

作为官商合一的西门庆，拜金趋利，无法不施。其中逃避货税，是当时晚明社会的真实反映。

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大增赋税。在交通要道设关征税，检查、搜索往来车船。受雇运货的，课以钞币，这是钞关制度的开始。

以后，凡是桥梁关津等交通要道，都设关收税。万历年间更是有增无减，设各省税监使，税卡星罗棋布，几乎每十里有一道关卡，皇帝以官宦为榨取商税爪牙，官、宦有用土豪为爪牙，恣意掠取。【6】

《金瓶梅》中有西门庆为使自己贩运的货物逃减税收，三番二次写信给钞关主事钱龙野，求其关照，送贿于钱龙野，互相勾结利用，多次减免了大额钞币税收。真实地反映了明晚期繁华的大运河沿岸地区税收的混乱与流失。

明代中后期，由于皇亲、国戚、地主、豪绅通过舞弊勾结，实际上优免了大量赋税。这些被优免的赋税与差役被转嫁到农民身上，愈发沉重难负。

赋税的严重不均与流失，加深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嘉靖以后入不敷出，太仆银收支年年亏空。

“人文版”第七回“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就真实反映出晚明封建王朝财政困顿之情景。《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有文“……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7】亦证此事。

晚明社会，财政危机加深，统治阶级为了苟延残喘，采取了多种方法试图缓解，“人文版”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弹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中，即有蔡京上书建议使用“当十”大钱一事，隐喻了明朝嘉靖年间铸造“折十”大钱。

事实上利用增大币面价值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无异是饮鸩止渴，这种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并不能使当时的封建政府摆脱财政危机，反而自食恶果，使其危机更加严重。

明代中后期，对铜钱的需求量开始增大。

《与晚明社会经济》南矩容 著

明嘉靖、万历时大量铸钱，又引起钱价波动，铜材价格上涨，致使官方铸钱无利可图，遂把官钱置于库中，不参与社会流通，这就出现了“钱荒”。【8】

万历以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一文即有影射：其余九人交来所凑份子钱“止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象金子一般”，引起吴月娘厌憎，暗喻了嘉、万时私铸钱币状况的混乱以及货币质量的低劣不一。

在明代，贵金属货币白银开始成为普遍通用的货币，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白银流通制度。白银的货币职能得到了加强。

明代银子的铸造使用大体上可分四种：元宝重五十两，形如马蹄，亦称马蹄银；中锭重十两，形如秤锤或马蹄；小锞，馒头形，重约五两；福珠，为一至三两的小银锭。

此外，还有不成形的散碎银子，随用随称。有专门的银店负责检验成色（含银量）和零整兑换，可用夹剪把大块剪成小块，还可代客把碎银铸成大银。【9】

明初虽然大力推行纸币为主，钱币为辅的制度，但未得到实行。

英宗解禁以后，《明史·食货志》载：“朝野率用银，其小者乃用钱，钞壅不行”，《金瓶梅》一书中，白银被大量使用，铜钱较少出现，纸钞几乎不见，以及把大银剪下一小块找零等情景描述，正与明代商品货币流通状况相合。

“人文版”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弹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中涉及到明代的榷估制度。

蔡京上书建议“更盐钞法”是为了在频繁的盐钞制度变更中更多地榨取劳动民众的血汗，借机为封建统治机构敛财。

以旧盐钞易新钞，影射暗合了明后期食盐专卖“纲法”的盘剥与不合理。而家人建议西门庆趁着“蔡老爹巡盐下场”，“把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支种了罢，倒有好些利息”。反映出明中后期官商勾结，贩盐获利甚丰的社会经济现实。

《金瓶梅》中涉及的明代经济现象极多，我们的初步探索，受能力限制，不足万一，亦间或有谬，诚望方家指正。以使我们在这部“大百科全书”中获益更多为盼。

《金瓶梅文化研究》王平、李志刚、张廷兴 编

（小编按：本文注释部分缺失）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金瓶梅文化研究》（王平、李志刚、张廷兴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转发请注明出处。（本文数据整理：朱丽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