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之前，商族曾多次迁都。在商朝建立之后，迁都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史书记载中提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商朝建立之前迁都八次，而建立之后迁都五次。其中，最后一次迁都发生在盘庚时期，将都城从奄地（今山东曲阜）迁至殷地（今河南安阳）。不过，经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考证，实际上商朝的都城共有七个，分别是亳、嚣（即隞都）、相、邢、庇、奄和殷（殷墟）。

频繁迁都对百姓和国家经济造成了极大压力，那么商朝为何如此频繁迁都呢？是因为内部权力斗争、游牧经济的特征、为了接近敌人，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实，现代考古学家对商朝遗址的“水井”研究表明，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可能出乎意料地简单，古今学者常常把问题复杂化了。

在商朝中前期，考古学家在多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水井，深度往往超乎想象：如洛阳偃师商城遗址（距今3600年—3400年），至少有五口水井，普遍深度为5至6米，最深的甚至超过了6米；郑州二里岗遗址的水井，最深的已经超过7.8米；郑州商城遗址中，水井的深度普遍超过6米，最新的碳14测年数据显示，这些遗址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509年到前1465年。

那么，为何在商朝早期的遗址中会出现如此多的深井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当时气候炎热、干旱少雨，人们不得不挖井取水。史书记载商汤时期经历过七年的大旱，伊尹曾教导百姓凿井灌田，这些商朝早期遗址中的水井可以进一步验证史书记载的真实性。现代气候学家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点，他们发现夏商时期的气温普遍偏高，可能常常会发生干旱现象。1972年，竺可桢就指出，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时期，年均温度比今天高约2°C。河南一带曾是大象栖息的地方，这一现象也证明了气温偏高，进一步支持了竺可桢的结论。

从殷墟的考古发现及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的主粮是五谷，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而不是游牧型经济。温度过高所带来的干旱显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可能是商族从亳迁至嚣（疑似郑州商城）的原因之一。从郑州商城的水井深度来看，商人可能是由于亳地的干旱更严重，才迁移到了干旱较轻的嚣地。

商朝中期，迁都的频率明显加快。在郑州商城废弃后的公元前1465年至盘庚迁殷的165年间，商族迁都五次。这一时期的迁都原因很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而这一变化表现为由干旱转向了水灾。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北40里，出土的遗物显示，商朝中期这一地区具备了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气候湿润、降水较多。

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水井中，商代中期水井的深度为3.7米，相较于殷墟二期的6.02米，深度明显较浅。此外，考古学家还在该遗址发现了适应湿热环境的圣水牛和四不像鹿骨骼，进一步表明该地区的气候趋向湿热。殷墟早期遗址的动物骨骼也反映了这一气候特征，特别是肿面猪、圣水牛和四不像鹿，这些动物都偏好湿热环境。

商代中期的气候变化，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中看出。与早期的干旱炎热相比，气候变得多雨湿热，甚至使得安阳南部发生了严重的水患。为了避开水灾，商族只得迁都，甚至不得不向高地迁移。盘庚迁都至殷地（安阳）时，也正是因为奄地的水患愈加严重，因此才选择了气候较干燥且地势较高的北方。

商朝后期，气候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变得更加干燥少雨。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求雨的卜辞，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干旱问题的关注。殷墟二期的水井深度比商代中期大幅增加，达到10米以上，部分水井甚至深达16至17米，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气候转变。

最终，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和长期干旱，商朝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国力逐渐衰退，无法再进行有效的迁都寻求新土。最终，商朝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被周朝轻松击败。

通过对商朝迁都与气候变化的分析，不难看出，气候对历史的影响巨大，甚至足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因此，古人将一个朝代的命运归结为“天命”，有时也许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