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海守军派系繁杂

1949年，在经过三大战役之后，民国政府的地盘大量丢失，到1949年3月，国民党军队只能退居长江以南，依托天险来阻挡解放军。这时候的军队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存活多久。

当解放军于1949年4月发起渡江战役时，军队存亡的问题首先摆在了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面前。因为其他军队可以继续南下，但承担起上海防务的守军身后只有大海，怎么办？上到负责上海防务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到基层士兵，心都散了！好在汤恩伯手上有船，海军也愿意支援。可问题是，船少人多，在上海的二十余万大军不可能都全身而退。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谁是嫡系、谁是杂牌往往决定了上船脱险的资格。有趣的是，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汤恩伯虽属中央军系统，但他的嫡系部队早已荡然无存，至于在上海的其他中央军，和他基本上都没有“血缘”关系。那么，汤恩伯会如何安排撤退事宜呢？

当时驻守上海的部队中，属于中央军的有第12军、第37军、第52军、第54军、第75军和第123军，各特种兵部队也属中央军系统。但是，中央军内部也有大小派系，如第37军属于蒋经国的青年军系统、第52军属于何应钦一系、第54军属于陈诚一系、第99军属于胡宗南一系……其他如第21军属川军、第51军属东北军、暂编第1军属源自五省联军的丁治磐系统，另有交警部队属于保密局系统。

由此可见，上海守军虽然拥兵20余万，但派系繁杂，各不相属，让汤恩伯这位身经百战的最高指挥官也颇感头痛。

上海战役从5月8日开始，打了将近1个月，决定撤退。撤退虽然决定了，但必须留下殿后的部队。谁走谁留？这个问题很难，汤恩伯叫来了自己的亲信、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石觉一起商讨，最终决定首先要确定的是留下来阻击解放军的部队由谁来指挥。在这方面，汤恩伯和石觉都毫不犹豫地想到了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刘昌义出自西北军，抗战期间又当过伪军，由这样一个无门无派的人来充当守死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谁都不得罪。

接下来就是挑选可以撤走的部队。由于海军只同意派船艇接运特种兵部队，导致步兵需要由汤恩伯来确定。

汤恩伯首先确定的是第54军，这支部队属陈诚的土木系。已经决定撤往舟山的汤恩伯知道东南局势由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负责，那么自己抵达舟山后自然是不希望被陈排挤，于是决定了第54军是第一个可以撤走的部队。类似的情况，还有第75军，因为其创始人周碞（音yán读“岩”）正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汤恩伯如果想在舟山东山再起，周碞的支持必不可少。

照此思路，汤恩伯还确定了第52军、第99军，以及第12军和第21军各一部分的决定。至于连根基都没有的东北军第51军和被解放军打的连一个团都凑不齐的第123军，以及担负崇明岛防务的暂编第1军，就成为留守上海掩护主力撤退的“替死鬼”。

02 汤恩伯不给蒋经国面子

这个时候，石觉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队被遗漏在撤退名单里，那就是第37军。石觉善意地提醒了一下汤恩伯，但汤恩伯却无动于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汤恩伯竟然会不给太子爷蒋经国面子？

事情还得从第37军军长罗泽闿这个人说起。罗泽闿是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的高才生，原本是胡宗南的部下。但在胡宗南和陈诚竞争国防部岗位时落了选，空挂一个参军头衔。为了寻求出路，罗泽闿选择投靠蒋经国，因此当上了青年军最大规模编制的部队长—辖有4个师的第37军军长。

当汤恩伯接管上海防御的指挥权时，罗泽闿依仗着有太子爷的靠山，根本不理会汤恩伯这位老资格的上将。在整个上海作战期间，罗泽闿是违抗命令最多的一位。这样一个趾高气扬又不服从命令的人，自然成了汤恩伯的眼中钉。

你不是想和“共军”打到底吗？那就成全你。考虑到掩护主力撤退，也确实需要能打的部队殿后，第37军的命运就这样被定了下来。

5月25日12时左右，由石觉出面召开了这次决定各部队生死命运的会议，并分配了各个部队撤退的码头和舰船。至于汤恩伯，已经在开会之前登上军舰闪人了。

撤退命令一经发布，可以走的部队纷纷赶向各自的分配码头。不能走的，则有兔死狐悲之感。尤其是坐镇崇明岛的暂编第1军，陷入了绝望。为了寻求活路，他们找到了老上级—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丁治磐也不愿意自己一手创建的部队就此走向灭亡，便动用手中权力征调一切可以调集的商轮机船，开始撤退。

03 大量杂牌军也进入撤台之列

暂编第1军自征船只撤往舟山的事情一经传开，奉命死守上海掩护主力撤退的部队也开始动起了各自的脑筋，尤其是被布置在横沙岛的第208师（属第37军序列），由于和解放军没有任何接触，而成功征募到船只撤往舟山。

留在上海的部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可以用的码头，而且船只也征募不到，等待他们的要么是战死，要么是投降。刘昌义不想当替死鬼，他带着第51军和第123军残部向解放军投诚。罗泽闿不愿意走投降的道路，于是乔装打扮混出上海，将曾经许诺同生共死的部队抛之脑后。

不过，被安排撤退的部队，撤退的过程也不顺利。比如安排给第99军的“龙江号”就因为被解放军的炮弹击伤而无法承担装载任务，这直接导致第99军有一半部队无法撤走，第75军所属第16师也因无法摆脱解放军的追击，大部分部队都没能登船。

尽管如此，上海守军的撤退大体还是成功的。根据台湾官方统计，守军总计撤出11万2431人。也就是说，20来万守军有一半成功撤走，这同东北和华北守军的几乎全军覆没相比，简直是个奇迹。汤恩伯因此得以继续留在军界，当上了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此后，上海的成功模式成为福建守军和广东守军撤退的模板，尤其是福建的撤军更为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当局需要更多的精壮士兵，这使大量杂牌军也进入撤台之列。

04 失败的成都撤军

时间转眼到了1949年底。此时，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据守广西的军队为求生存，一路撤退进入越南。而据守四川、云南、西康三省的军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蒋介石给守军下达了死守的命令。

然而，面对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的人民解放军，以西南三省的薄弱兵力，根本无法抵挡。于是，三地的地方实力派纷纷派人与解放军联系，走上了起义或投诚的道路。最后整个西南地区，就只剩下中央军在四川苦撑的胡宗南部，以及在云南支撑的李弥、余程万两部了。

当时身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胡宗南，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被迫放弃了撤台的希望。他召集参谋长和重要幕僚讨论后，决定放弃重兵云集的成都。胡宗南将希望放在了西康，他觉得自己有把握以西康为“复兴基地”，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此，他不待撤退计划出台，就急命自己的起家老本—第1军在空军的运输下前往西康站稳脚跟。没想到仅空运过去一个团，就因机场遭到解放军炮击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空运失败了，部队就只能从陆路撤退。虽然胡宗南手下的部队都是中央嫡系，但同样有派别之分。其中属于胡宗南黄埔系的有第5兵团、第7兵团、第18兵团，第15兵团和第20兵团只是临时依附，没有什么靠山。

撤退计划很快就诞生了，第15兵团和第20兵团负责殿后。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和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也不是傻子，他们俩一合计，当即决定派人找解放军联系，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使得解放军追击和截击部队很顺利的就将胡宗南的三个嫡系兵团包围起来。胡宗南黄埔系的中央军，就此全部瓦解。

05 大敌当前还在争夺指挥权

可笑的是，几乎在成都撤退的同时，云南地区的中央军却还在上演夺权闹剧。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将坐镇昆明城内的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予以扣押。卢汉释放李、余两人回军后，两人却夺起了指挥权。

终究是李弥技高一筹，将云南地区的最高指挥权拿到了手。可余程万这位黄埔军校一期生却坚决不肯服从李弥这个四期生的指挥，于是他向台湾“国防部”请求将部队空运回台湾。没想到，台湾“国防部”还真就同意了。只是随着解放军的逼近，第26军只通过空运撤走一个团，其余部队便在解放军的不断打击下分别逃入缅甸和越南。

李弥虽然“解决”了第26军的麻烦，但终因势单力孤，在解放军的追击下，不得不带着残部撤入缅甸。这些进入缅甸的部队后来被称之为“金三角残军”。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正规武装力量，全部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