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初，华东野战军进行了统一编制和番号调整，改称为第三野战军，旗下包括了7、8、9、10四个兵团。四个兵团分别由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叶飞担任司令员，均为华东野战军中的重量级人物。而四位兵团政委则是谭启龙、袁仲贤、郭化若和韦国清，其中，韦国清曾担任过苏北兵团司令员，战功卓著。尽管其他几位的名气相对较小，他们的资历和领导能力依然不容忽视。

华东野战军初建时，叶飞担任1纵的司令员，韦国清担任2纵司令员，王建安担任8纵司令员，宋时轮担任10纵司令员，而陈士榘则是华野的参谋长。这些人都是资历深厚、战功卓著的将领。与之相比，谭启龙是1纵副政委，袁仲贤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郭化若则是鲁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显得稍微低了一些。这就让人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谭启龙、袁仲贤、郭化若能够升任正兵团干部，而曾担任纵队司令员的王必成、陶勇、成钧等人却成为了兵团副司令员？

有人或许会认为，王必成、陶勇、成钧等人主要是军事干部，缺乏政工经验，似乎不适合担任兵团政委。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谭启龙、袁仲贤和郭化若三人中，只有谭启龙是政工干部，袁仲贤和郭化若都是参谋出身，为什么他们也能出任兵团政委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华东野战军的“山头”问题谈起。华东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的部队组成的。新四军的7个师中，黄克诚的第3师转战东北，成为东野的主力，李先念的第5师则编入中原军区，归刘邓指挥。剩余的1、2、4、6、7师则编入华东野战军及华东军区。其中，粟裕一手打造的第1师无疑是最强的，它为华东野战军提供了1纵、4纵和6纵，构成了华野的核心力量。第2师、4师、7师则为华野培养了2纵和7纵，但其战斗力要稍逊一筹。

在山东军区的部队中，鲁南军区、鲁中军区、滨海军区、胶东军区和渤海军区分别为华东野战军提供了强大的战力。每个军区的干部都有其独特的背景与代表性，这就为指挥官的安排带来了复杂性。特别是原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间时有矛盾，这也是粟裕曾言“华野离不开陈老总”的原因之一。即便陈老总在华东野战军中德高望重，但他并没有像彭总、刘邓、林罗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在干部的安排上，除了考虑领导者的能力与资历外，还需要兼顾各方的代表性和力量的平衡。

在山东的八路军干部中，王建安曾任鲁中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曾任滨海军区司令员，宋时轮曾任渤海军区司令员，这三位自然成为7兵团、8兵团、9兵团的司令员人选，毫无争议。而胶东的代表，虽然许世友本应出任兵团司令，但由于健康问题，他最终调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无法参与野战兵团的职务。而胶东的另一位著名战将林浩，因在土地工作中的失误而被饶毅处理，已无法继续担任军队职务。这一背景下，胶东的代表只能是袁仲贤。

袁仲贤在抗战时期是胶东军区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虽然担任了华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但在资历上依然堪称老资格。他自1924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毕业于黄埔军校，参与了北伐和南昌起义，资历甚至堪比徐向前和陈赓，因此，作为胶东军区的代表，他的选任也显得顺理成章。

在鲁南军区中，最合适的代表人选是郭化若。他和袁仲贤一样，都是1924年加入党组织的革命者，具有深厚的革命经验。郭化若曾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并参与了多次关键战役，协助朱毛领导了反围剿作战。这样的资历，在华东野战军中少有人能匹敌，因此他成为了鲁南的代表。

对于新四军的干部来说，叶飞、王必成和陶勇都来自新四军的第1师，且都担任过纵队司令员。然而，叶飞的军事地位显然高于王必成和陶勇。在华东野战军1兵团，叶飞不仅担任了副司令员，还亲自指挥了孟良崮、豫东等战役的前线指挥，因此，叶飞被任命为10兵团司令员，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王必成和陶勇虽也有着出色的战功，但在职位上相对叶飞稍显逊色。

新四军2师的代表则是韦国清。尽管他在军事能力上与叶飞、王建安等人相比较为逊色，但凭借其军政双全的素质，出任10兵团政委并没有不妥。至于谭启龙担任7兵团的政委，虽然令人意外，但他的政治资历和担任副政委的经历，也为其升任兵团政委提供了基础。谭启龙虽然1933年才加入党组织，但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并在华野1纵担任副政委，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总的来说，谭启龙、袁仲贤和郭化若之所以最终担任兵团政委，除了他们本身的资历和贡献，还考虑了各个战区的代表性和干部的合理配置。若当时傅秋涛和陈丕显仍在野战军系统中，他们或许会成为兵团政委的有力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