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军区的政委陈先瑞被调任至成都军区担任政委，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动机。虽然这次调动与他原先的职务平级，但对于一个已经熟悉并适应原来工作环境的他来说，这次转变意味着要在全新的环境中从零开始。

在成都军区的前两个月，陈先瑞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熟悉当地军区的基本情况。然而，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并未能够完全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在此期间，他因旧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进行治疗。虽然按照常理，身体不适而留下治疗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为何他仍然选择跑回北京呢？这要从他长期以来的健康状况说起：陈先瑞曾长期患有肝病，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治疗未曾复发，但如今严重的病情让他不得不考虑去北京寻求治疗。毕竟，北京汇集了许多医疗专家，与在地方医院的治疗条件相比，显得更加理想与充裕。

在他养病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南方潮湿的气候对于他的病情并不利于控制，医生也建议他最好前往干燥的北方。因此，陈先瑞向负责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汇报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详细说明自己不仅有肝病，还有心脏病、关节炎以及气管炎等多重病症，在南方的环境下，显然难以恢复健康。因此，他提出希望调往沈阳军区或兰州军区。

在北方的军区中，分别有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以及新疆军区。陈先瑞之所以倾向于选择沈阳和兰州这两个军区，主要是因为当时兰州军区的司令是韩先楚，而沈阳军区的司令则是李德生，副司令员刘震也是他的老战友。这样的人际关系无疑会使工作变得更加顺利和高效。

然而，这两个军区缺少政委的情况并未得到解决。于是，总政部副主任徐立清和陈先瑞进行了一次谈话，提出将他调至铁道兵工作，这样能够留在北京，而这只是初步的想法，是否成行还需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与命令。在北京休养至1977年5月，陈先瑞的身体状况逐渐恢复，但他调往北方工作的命令始终没有下达。于是，他决定主动申请重新回到成都军区工作。毕竟，在成都军区工作了两个月后，他又因病离开了一年半，这段时间的间隔让他对军区的工作愈发怀念。

在此期间，全军正在进行一次规模庞大的拨乱反正的运动，组织上也在积极开展揭发批工作。临行前，上级领导告知陈先瑞，军区司令员此前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现在仍需要这位司令员。这一信息让陈先瑞意识到形势的复杂，因此他在回到军区后努力与该司令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避免与其过多接触，也不参与联名什么事，遭到了该司令员的拒绝。

不久之后，这位司令员被调离，任职于军政大学。到了1978年3月，上级对军区开展揭批的指示引发了军区内部对原司令员的大规模揭发和批评高潮，紧接着就是对陈先瑞的职务进行审查。在此期间，尽管陈先瑞依然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作中，但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却未能作为候补委员得到参会的机会，因此感受到强烈的思想压力。没有参会的人被认为在之前的路线斗争中存在错误，这使得他在心里感到愧疚和不安。会后不久，陈先瑞于1978年1月被从一线调离，成为兰州军区的顾问。

这意味着，在陈先瑞被调任至成都军区的三年时间里，他实际上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北京养病，而剩下的时间则是在岗位上努力工作。转到二线工作，对于他来说可以视为如愿以偿，毕竟他曾希望能调往兰州军区，但并不是担任政委，而是成为顾问。顾问职位的性质决定了他没有决策权，仅能进行调查、发言，向军区领导反馈问题。

然而，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仅仅一年，他却被突然通知离休，这让他感到措手不及，心里没有丝毫准备。他对工作的渴望始终存在，如今却因失去工作而感到心灵的空虚与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