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忧外患之下，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绍兴山阴（今越城区）诞生了一位注定要改变中国教育命运的人物——蔡元培。

1868年，蔡元培出生于商贾之家。虽说家里从商，但长辈们深知读书的重要性，自小就培养他饱读经史。蔡元培也十分争气，学习上一路“开挂”：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当上了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考中进士，26岁升任翰林院编修。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年代，这样的履历，妥妥是“别人家的孩子”，前途一片光明。

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给蔡元培带来了巨大冲击。看着一心变革的光绪帝被囚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他意识到：想要革新，光靠上层变法远远不够，得从根本上培养人才！于是，蔡元培毅然放弃了人人羡慕的仕途，辞官归乡，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头扎进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到了20世纪初，国内反清革命思潮涌动。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那时候的教育，还被封建礼教死死束缚，培养出来的学生满脑子“之乎者也”，却对国家危局束手无策。蔡元培偏要打破这一局面，他的学校不仅教文化知识，更教学生们革命思想，为反清大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为了深入了解西方文化，1906-1916年间，他远赴德法留学。在异国他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也为他日后融合中西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当时的教育体系，还残留着大量封建糟粕。蔡元培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废除了“忠君”“尊孔”的旧教育宗旨，引入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初步搭建起资产阶级教育体系，让中国教育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1917年，蔡元培走马上任北京大学。那时候的北大，学风散漫，学生们上学只为混个文凭，毕业后好谋个一官半职。蔡元培一到任，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太难了！他广纳人才，不管你是倡导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还是坚守旧学的辜鸿铭，只要有真才实学，北大的大门就向你敞开。一时间，北大校园里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新文化运动在这里蓬勃兴起，北大也摇身一变，成了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前沿阵地。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陷入危难。蔡元培不再局限于教育领域，他积极投身抗日事业。和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想尽办法援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即便到了晚年，他依然为抗日救亡四处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希望团结一切力量抵御外敌。

蔡元培一生在教育上的贡献，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他特别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的主张。1912年初当教育总长时，他就强调教育要培养共和国民健全的人格。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更是详细阐述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他觉得，想要强兵富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必不可少，但得把道德教育当作根本。他把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和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融合在一起，培养符合现实社会需求的完整人格。不过，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引导人追求超现实的精神境界，这就需要世界观教育，而美育，就是连接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所以他大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在北大当校长期间，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影响深远。他坚信大学就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要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它们自由争鸣。他鼓励学生以研究学术为第一要务，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还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在学科设置上，他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打破学科界限，还把北大工科并入北洋大学，改“学年制”为“选科制”，让学生能在专精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此外，他提出的“教育独立”主张也振聋发聩，认为教育应该超然于政党和教会之外，专注于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能力、完善人格。

在男女教育平等这件事上，蔡元培也是敢为人先。从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出发，他主张推广女子教育。1912年当教育总长，就规定小学实行男女同校；1917年任北京孔德学校校长，首开中学男女同校先河；1919年，更是在北大实现了大学男女同校，这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引起了巨大震动。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与世长辞。毛泽东、周恩来纷纷致电悼念，称赞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生于乱世，却一生坚守民主和教育事业，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他“中国教育之父”的称号，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