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既源于内忧，也由于外患。内忧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外患则是后金（即满清）的崛起。如果说农民起义将明朝的根基摧残得几近崩溃，那么后金的崛起则逐渐耗尽了明朝的精力与气力。

自从万历末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的势力在东北地区日益壮大，明朝无论派遣什么样的将领，始终无法遏制努尔哈赤的扩张势头。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明朝末期发生了一场关于辽东防线的激烈争论，许多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纷纷加入其中，而关于如何应对后金的战略，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无法达成一致。

今天，我们来探讨明朝末年关于后金战略方案的争论问题。

其中一派方案，由熊廷弼和王在晋提出，主张放弃辽东，集中力量守住山海关。王在晋曾亲自巡视过山海关，他发现该地防御设施存在明显的隐患，于是亲自督造加以修缮，最终让山海关变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关”，那座巍峨的雄关和坚固的铁索，屹立在险要之地。然而，王在晋的这一战略遭到了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强烈反对，并因此遭到弹劾，最终被罢职。

熊廷弼的战略思路与王在晋相近，他反对有些人提议的“辽人守辽土”，认为辽东的防线并不可靠，主张应主动放弃一些城池，集中力量防守，并联合蒙古和朝鲜来消耗后金的兵力。然而，熊廷弼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依然是明朝深根固蒂的党争问题。当时，熊廷弼的同僚王化贞坚持主动出击，主张与后金决一死战，他的战术与熊廷弼完全对立。结果，二人在广宁遭遇惨败，熊廷弼不仅被朝廷革职问责，还被魏忠贤等权臣利用为借口，最终遭到处斩，家族也被满门抄斩。熊廷弼的死，意味着放弃辽东、固守山海关的战略被彻底搁置，而主动防御的战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主动防御派的代表人物孙承宗和袁崇焕，他们曾与王在晋、熊廷弼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们认为，辽东的防守关键在于利用辽人保护辽土，在辽西和辽东的战略要地上修建坚固的要塞，并通过碉堡和围困的战术逐步消耗后金的战力。表面看，这一战略似乎更加积极进取，也符合“寸土必争”的国策。

然而，这一战略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可以说，明朝末期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于财政困窘。军队的训练需要资金，士兵的养护需要资金，战斗的消耗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明朝末年的财政状况堪忧，赋税无法及时收取，庞大的皇族、王爷以及地主士绅占据了大量土地，却没有按时交税，普通百姓则被强征“差役”造成严重经济困境，许多平民破产沦为流民，最终这些流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最终导致了李自成攻占北京，迫使崇祯皇帝自尽。孙承宗和袁崇焕的战略需要巨额的财政支撑，而袁崇焕为了修筑防线，耗费了大量国库资金，结果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后金的侵袭，反而导致了明朝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国防经费的支出几乎完全耗尽。

第二个问题是，明朝军队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后金进行野战。无论是熊廷弼时期，还是袁崇焕时期，明朝的卫所制度早已腐化，已经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兵团作战。明朝的军队只能依赖将领的家丁来维持小规模的战斗力，这样的部队面对已经发展出八旗制度、军纪严明的后金，根本无法取胜。而且，缺乏野战能力的明朝军队，即使修建了大量的城池和防线，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敌人可以绕道而行，或者围而不攻，甚至以围困的方式逼迫明军陷入绝境。总之，缺乏野战能力的明朝军队，不仅无法有效守卫这些孤立的城池，反而成了敌人的靶子。

另外，辽东地区的军事集团问题也非常严重。明末的辽东将领，很多已经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军阀，贪污腐化，且沾染了养寇自重的作风。这些将领并不关心明朝是否能抵挡住后金的入侵，而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如何从中牟取私利。因此，熊廷弼和王在晋提出的放弃辽东的战略并不受到辽东将领的支持，而袁崇焕通过向朝廷大量请求资金的方式，反倒赢得了部分辽东将领的支持，这些将领最终投降了满清，成为满清入侵中原的先锋。这意味着，明朝不仅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修建防线，却最终为自己挖掘了死亡的坟墓。

最终，明朝的防线虽然一度设立了多个要塞，但由于资金、军力和战略上的多重失误，无法有效阻止后金的侵袭，明朝的灭亡也因此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