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以文字作为唯一创作元素，而文字又是文化传承的工具，这就注定了书法与文化的紧密相连。中国书法史宛如一部文人精神史，留名青史的书法家几乎都顶着文人、权贵的头衔。王羲之任右军将军，颜真卿官至太子太师，苏轼更是旷世文豪。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书法艺术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在文化普及度不高的时代，识字尚且是一种奢望，练习书法就更加难得。况且书法并不被当成一门崇高的艺术，有精力的人更注重的是学文，其次才去练字，这就注定古代书法家大多都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

书法从来不是单纯的写字技术，而是"形其哀乐，达其性情"的精神载体。在毛笔作为唯一书写工具的时代，每个识字者都具备基础书写能力，但只有通晓诗书、明理悟道的文人，才能将点画升华为艺术。

古代社会文化资源高度集中，能突破阶层壁垒成为"通文之士"者，本身已是万里挑一的精英。并且古代将书法能力纳入人才评价体系，擅长书法者往往容易获得功名，自然脱离平民身份。

区分"写字匠"与书法家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具备"意造无法"的创造能力。敦煌遗书中存有大量唐代写经生作品，其技法之精熟令人叹服。

但这些"经生书"始终被视作工艺品而非艺术品，原因就在于抄录者只完成了文字传播功能，未能注入个人审美意识。

所谓平头百姓多指平庸无奇者，所以即便是怀素这样的僧人也是当时名人，很难和平头百姓画上等号。

不过要绝对否定平头百姓的书法成就，还缺少坚实的论据，特别是一些古代无名氏书写的碑刻，似乎又反驳了这一理论。

在所有传世书迹中，《张迁碑》显得格外特殊，这块东汉名碑笔力雄浑、结体奇崛，成为世人尊崇的旷世佳作。

人们都在猜测是怎样的名士创作出了这件作品，不过其中有两点让人们对其作者身份预期不高。一是其不尊规范，二是有明显的文字错误。

从书写来看，《张迁碑》从笔法到结字都略显粗鄙，与当时其他汉碑的严谨规范相比，充满了自然率真。

但是也意味着书者没有受到世俗规范的约束，大概率不是久经官场之人。这种无意识的艺术创造，恰是民间书手不受法度约束的体现。

文中将"爰暨于君"误作"爰既且于君"，被历代书家论证为抄录错误，足以证明此人文学水平很一般，可以算是识字但是不通文，故此推断书者并非当时名流，符合平头百姓的定位。

艺术来源于民间，书法正是古人从日常书写中发现、总结、展示文字艺术美的结果，《张迁碑》以其纯粹的书写性，带给后人无限的艺术遐想，堪称伟大的平民之作。

从《张迁碑》的特点来看，古代平头百姓也许并未缺席书法艺术，只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而这也正是平民艺术的魅力之一。

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张迁碑》的斑驳刻痕时，或许应该思考：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无名书者，是否也在某个瞬间触摸到了艺术的本质？正如启功先生所言："透过刀锋看笔锋"，我们最终看到的，是超越阶层的人类艺术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