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之后，1991年12月26日的《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一位挪威籍学者，名叫约翰·加尔通，他被称为“早在11年前便预测了苏联崩溃的结局”。这并非空穴来风，回顾1980年挪威《晚邮报》的报道，可以发现，加尔通确实在那时就曾作出过类似预言。

1980年，加尔通在奥斯陆举行的一场讲座上提出，“苏联将在十年内崩溃”。《晚邮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并明确引用了他的这一预言。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预言得以应验，加尔通的学术声誉随之得到了显著提升，他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然而，随着加尔通的声望上升，另一则预言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美国可能在2020至2025年间面临重大危机，甚至可能会崩溃。”加尔通最初是在2000年提出这一预言，并在2009年出版的《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那么，加尔通所说的“崩溃”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又是基于哪些依据提出这个预言的呢？

回到1980年，加尔通提出“苏联将在十年内崩溃”的预言时，苏联正处在其强盛的巅峰期。那时，苏联的战略导弹数量和质量都已接近美国，甚至在一些领域超过了美国，而其军队的数量、常规装备的总量也远远超过美国。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更是放话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苏联和美国的军备竞赛及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

然而，加尔通却认为，正是这种竞争的白热化，加速了苏联自身的崩溃。他指出，一国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1980年的经济数据表明，尽管苏联的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它的军事开支却远远超过了美国，这使得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再加上苏联经济结构的畸形，使得其维持现有强大军事力量变得愈加困难。

加尔通认为，苏联会在1990年左右崩溃，主要有六大原因。首先，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之间的矛盾愈加显著。这些国家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但它们在政治上被苏联控制，经济上也严重依赖苏联。加尔通指出，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交换模式让东欧国家的工业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畸形，导致了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同时，苏联驻军的军费支出也在不断攀升，反苏情绪在东欧国家逐渐积累。

其次，苏联内部多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尖锐。苏联是由多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其中俄罗斯占据核心地位。然而，随着中亚国家人口的激增，俄罗斯族在苏联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导致“人口重构”现象。这种变化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主导地位。此外，一些加盟共和国在经济上逐渐觉醒，尤其是乌克兰等国开始对经济自主权提出要求，这些国家对苏联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在加剧。

第三，城乡矛盾在苏联逐渐加剧。加尔通指出，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剥削。尽管城市居民享有特权，农民的生活条件却十分艰难，这导致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随着这一矛盾的积累，苏联的社会秩序逐渐出现了裂痕。

第四，苏联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尽管苏联推崇无产阶级专政，但党内的高级官员形成了特权阶层，与普通工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腐败现象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下降，使得苏联的意识形态面临合法性危机。

第五，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僵化与商品匮乏问题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由于缺乏灵活的资金流动和资源配置，市场上商品短缺，黑市猖獗，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逐渐升级。

第六，加尔通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与实际存在的腐败、经济停滞等问题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民众失去信心，最终破坏了共产主义的合法性。

加尔通提出的这六个因素，确实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也是后来的解体进程中的关键推手。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加尔通的分析侧重于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而非突发事件的影响。事实上，苏联的解体更大程度上源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误以及一些政治事件的加速推动，这一点加尔通并未完全预见到。

在苏联解体之后，2000年，加尔通再次提出美国将面临“崩溃”的预言。他认为，美国将在2020至2025年之间经历严重的危机。加尔通认为，美国的崩溃形式与苏联不同，并非领土的分裂，而是其全球霸权的终结。

加尔通进一步解释了美国崩溃的原因，他指出，美国的经济矛盾日益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债务经济也不可持续。美国在军事上的过度扩张，尤其是海外军事基地的建设，也加重了财政负担，进一步透支了美国的国力。

此外，政治极化、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也对美国的稳定构成了威胁。美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失灵，社会的分裂和政治的不信任正在加剧。

加尔通还特别强调，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遭遇外部压力。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剧，欧盟、中国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的崛起，逐步削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盟友体系也在松动，北约内部的分歧加剧，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上升，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美国正面临着衰退。

加尔通的预言虽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但他也强调，所谓的“崩溃”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的目的是通过揭示美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唤起人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的警觉，而非简单预测一个特定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