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刻起，第三国际陆续派遣了多个代表来到中国，这些代表在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的革命及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马林和李德两位代表，他们的名字至今被广泛传颂。马林不仅亲身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推动了党的成立；而李德则直接指挥了中央红军的作战，直至1938年才回到苏联。除了这两位影响深远的代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为中国革命付出过努力的重要人物，比如越飞、达林、罗易、罗明纳兹、诺伊曼、米夫和崔可夫等。今天，我们将详细了解这些代表以及他们的最终命运。

越飞，是一位被誉为苏联政治家的革命家，出生在苏联的克里米亚，他在苏俄建国初期为苏联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越飞早年积极参与革命，并帮助孙中山推行联俄政策。20世纪90年代，俄国国内爆发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致力于推翻沙皇政权，越飞也深受其影响，成为革命的一员。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越飞加入了苏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及驻德国大使，成为苏联建国的功臣之一。越飞在到达中国之前，曾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同主持《前进报》和《真理报》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成立后，他开始转向外交工作，特别是在远东地区，推动当地的革命事业。当时，远东局势复杂，外部干涉势力和苏俄内部白匪的抵抗使得形势更加紧张。为了支持远东的革命运动，1922年7月，越飞被苏联政府任命为赴华特使，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武汉等地。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发布了《孙文越飞宣言》，支持革命，标志着中国国民大革命的高潮。越飞不仅口才出众，而且他与托洛茨基等人关系密切，不幸的是，1927年11月，由于他与托洛茨基的亲近关系，越飞在44岁时因自杀而英年早逝。

与越飞相比，达林的名气较小，但他在中国革命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达林是继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之后的第四位到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早期他是苏俄奥勒尔市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后来升任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学生部部长，成为苏俄的青年骨干。达林曾三次来华，第一次是在1922年，其后两次分别是在1924年和1926年。然而，由于每次驻华时间较短，达林的名气相对较低。1928年之后，达林转任苏联《消息报》编辑，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对苏联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易是1926年抵达中国的，他出生于印度，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罗易曾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墨西哥社会党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早年，他活跃于美国和墨西哥的革命运动，1922年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并成为列宁在共产国际方面的重要助手。尽管罗易在革命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他在五大期间擅自违反纪律，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1929年，罗易因违反纪律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之后回到印度。1931年7月，他在孟买被捕，并被囚禁在印度的监狱中。1936年，罗易刑满释放。1954年1月25日，罗易因病在印度台拉登去世，享年67岁。

与前述三位代表相比，罗明纳兹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直接参与了我党的八七会议，对中国革命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明纳兹是苏联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曾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中国期间，罗明纳兹策划了“八七会议”，并在会议上支持瞿秋白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总书记，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然而，由于他坚持极左路线，八七会议后中国革命遭遇了不小的损失。1935年，罗明纳兹受命参加苏联冶金会议，并于会议后不幸自杀，年仅38岁。

诺伊曼是1927年广州起义期间的一位重要外国代表，他当时是张太雷烈士的助手。诺伊曼原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月来到中国工作，成为罗明纳兹的副手。在广州起义中，他协助张太雷、叶挺等人指挥作战，取得了一些战果。起义失败后，诺伊曼返回苏联，但他最终于1937年被苏联专政机关秘密处决。

米夫，又名费尔图斯，是苏联建国初期的开国功臣之一，他曾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等职务。米夫曾两次赴华，第一次是在1927年2月出席我党在武汉召开的五大会议，第二次是在1931年1月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在第二次来华时支持王明上位，导致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回国后，米夫继续主持共产国际工作，但随着职务变动，他逐渐专注于学术研究。1938年9月10日，米夫被苏联专政机关秘密处决，年仅37岁。

崔可夫元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二战时期他曾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1940年12月，崔可夫被派往远东地区，担任苏联驻中国武官和军事总顾问。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崔可夫协助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极大地缓解了中国抗战的困境。特别是在1940到1942年间，崔可夫帮助中国解决了紧迫的军事物资问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崔可夫回国，并于1955年晋升为苏联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