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40年8月13日，湖北汉川襄河岸边上演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惊险剧：一支日军部队正追击一千多名伪军，然而，八路军却在此时挺身而出，阻挡了日军的去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血战。在这场激战中，八路军牺牲了几十名勇士。那么，日军与伪军都已经是敌人，八路军为何要挺身帮助伪军？这一行为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复杂背景和隐情呢？

1940年春，抗战形势愈加严峻，抗日军民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也未能幸免，面对日伪军接二连三的“清乡”和“扫荡”行动，纵队的战斗形势异常复杂和严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前身是1939年底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朱理治担任政委、周志坚担任参谋长的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当时，纵队在艰难困苦中生存并作战，一直处于敌我斗争的最前线。

在这种严峻局势下，纵队领导层做出了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决定——既要与敌人周旋，同时也要从伪军中寻找机会，通过策反对方，给日军实施一次致命的打击。经过深思熟虑，纵队的策反目标最终锁定了汪步青伪军第82师165旅的旅长黄人杰。这一决定基于两点原因：首先，黄人杰是个有着深厚本地根基的伪军指挥官；其次，他背后的复杂背景意味着这项任务有可能成功。

黄人杰，湖北省武昌人，抗战爆发时他曾与发小许大鹏组建了“樊湖大队”抗日，吸引了众多群众支持。然而，武汉沦陷后，黄人杰选择背叛投降，成为汪伪政权的军官，受命担任第82师165旅的旅长。与黄人杰对立的是他的发小许大鹏，后者选择加入新四军并担任营长。许大鹏深知黄人杰的性格和脉络，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策反黄人杰。这个提议迅速得到了纵队领导的认可，并展开了策划。

1940年春节过后，许大鹏悄悄来到黄人杰驻扎的伪军基地。当黄人杰看到老友出现时，既惊讶又高兴，随即与许大鹏展开了对话。许大鹏故作关心地说：“听说黄家族长已经把你从家谱中除名，还说你死了也不准进祖坟，听说你还准备找个坟地？”黄人杰听到这些话，脸色阴沉，显然心情非常不悦，随即低声说道：“王八羔子才想当汉奸，都是我那个舅舅逼的。”

黄人杰提到的舅舅，杨经曲，曾在湖北省财政厅担任总务科长，并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在抗战爆发后，杨经曲投身“自卫军”，实际上这是一支披着抗日外衣的伪军。杨经曲通过与日本方面的关系，逐渐升至伪军高层，甚至掌控了黄人杰所在的两个旅的指挥权。许大鹏知道这一切，随即向张执一汇报了这一情况。

张执一经过详细调查，发现杨经曲与董必武有深厚的交情，二人曾是“存古学堂”的同学，并且在抗战爆发后，杨经曲每次到汉口出差都会去拜访董必武。这个信息让张执一认为，杨经曲并非铁杆汉奸，仍然有转向的可能。因此，张执一决定亲自前去会见杨经曲，尝试劝说他弃暗投明。

周志坚参谋长提醒张执一：“杨经曲可不是普通人物，你可得小心。”张执一对此却充满信心，并决定带领一支由八名身手强悍的战士组成的小队，前往汉阳展开行动。到达后，张执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充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周志坚的身份，并伪造董必武的书信，以便更具说服力地劝说杨经曲。

张执一伪造的董必武书信内容明确表示，只要杨经曲决定投诚，新四军会保证他武汉家眷的安全。杨经曲收到这封信后，态度有所软化。毕竟他和董必武多年来的友情深厚，这封信让他产生了转向的念头。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杨经曲终于决定与新四军合作，指示黄人杰及其他伪军旅长前来商议“反正”事宜。

在此过程中，黄人杰对舅舅的决定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曾是我方成员，尽管此后与组织失联，但他始终没有做过任何有损民族利益的事情。因此，他对反正没有任何阻力。与黄人杰一同反正的，还有旅长袁四正，他也没有反对这个决定。

8月13日，黄人杰和袁四正领导的伪军部队正式举事。通过夜色掩护，伪军部队悄悄出发，经过20多小时的行军，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抵达襄河南岸。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袁四正的副官提出了一个问题：“旅长，新四军日后会不会跟咱翻脸？”这一句话让袁四正不禁产生了疑虑，担心新四军日后会秋后算账，于是他决定带着一部分部队返回日军据点。

袁四正的决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的脱队举动让日军得以迅速追击。当时，新四军已经在河岸边布置好防线，准备将伪军顺利渡过襄河。但日军的骑兵和机动部队很快赶到，形势变得异常紧张。尽管如此，张执一早有准备，新四军的战士们迅速展开了激烈的抵抗，成功掩护了反正的伪军渡过了襄河。

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部队成功渡过了河，负责掩护的新四军牺牲了约30名战士，其中包括连长张子敬。最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行动，伪军两个旅成功反正，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的第4支队。

这次策反行动的成功，不仅削弱了敌人的力量，还壮大了新四军的战斗力，为后续的抗战形势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