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于8月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赴重庆进行谈判的问题。毛主席在会议中提出:“谈判过程中必定需要作出一定的让步……我们准备先让步的地方包括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其次是江南根据地,再者是江北的根据地,具体情况要根据谈判的进展来定。在有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适当让步。至于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区域,我们必须占据优势,东野的区域我们也必须保持优势……”
接着,毛主席补充道:“如果这些条件仍然不行,那么即使签订城下之盟,我也准备接受监禁。”这番话无疑透露出毛主席决心的坚定,甚至不惜为理想付出巨大的代价。到了9月中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布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文件中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扩展,向南防守。”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山东军区的主力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开始进驻东北。与此同时,为了弥补他们离开后留下的空白,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向山东地区的转移。随着新四军主力的北上,华中与淮南的根据地开始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这些地区是否该放弃成为了中央领导们热议的焦点。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作出决定:“江南地区的根据地(包括粟裕的苏浙军区和曾生的东江纵队等部)需要撤退,但江北的根据地必须继续控制,不能松懈。”同时,中央决定:粟裕的两个旅可作为北进力量,根据山东的形势决定是否调动。
在此背景下,中央决定将华中和两淮地区作为与国民党部队在南线作战的第一线。为了确保这一战略方针顺利实施,1945年10月,中央对华中军区的人事进行了调整,任命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张爱萍为第二副司令员兼9纵司令员。与此同时,华中分局的领导安排为:邓子恢担任书记,谭震林担任副书记。
然而,就在华中军区正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周密部署时,一则突如其来的噩耗传来——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发生了严重车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张爱萍当时从淮安出发,准备前往津浦路前线工作。由于部队刚刚缴获了一批卡车,大家建议他坐车前往,这样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张爱萍原本是骑兵团的团长,骑术相当高超,以往外出工作时,大多都是骑马,但考虑到同行人员,他最终决定坐车前行。
然而,就在车队快到达目的地时,他们遭遇了来自老百姓支前的运输队,马车和独轮车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偏巧这时天空又下起了雨。张爱萍想着与其停在路上等不如先找个地方吃点饭,便打算下车。当他刚探出头,对车厢里的随行人员说话时,车子突然发生滑动,旁边的墙壁猛烈地撞上了张爱萍的头部。
华中军区作战科科长孙公飞回忆道:“当时我听见首长在前面说话,突然就没有声音了。我赶紧探头一看,眼前的情形让人惊愕不已——血从张爱萍头部涌了出来!”
大家慌了神,迅速意识到如果继续启动汽车,车身的震动会导致张爱萍的头部受更大伤害。于是,他们急忙下车,小心地把车推了几步,终于将昏迷不醒的张爱萍救了出来。张爱萍苏醒后,开始大口吐血,但他依旧保持清醒,心里还想着战争即将打响,不能让部队担心。
尽管伤情严重,张爱萍坚持参加了部队的庆功大会。他登上主席台,准备讲几句话,然而话未说完,他便一头栽倒在地。此时,陈毅司令员和华中局领导只知道他受了伤,但由于他的电报通讯正常,大家并未过于担忧。与此同时,美军的军调小组也已到达淮安,张爱萍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因此陈老总将他调到淮安参与军调工作。
张爱萍太过要强,尽管伤势严重,本应静养,但他坚持要参与工作。在回淮安的路上,他坚决要求让担架放在车上,而非直接躺在担架上。道路崎岖不平,车子不断颠簸,张爱萍硬撑着,最终直到淮安。然而,陈毅见到他时,简直吓坏了——张爱萍的头部肿胀得几乎认不出人来。
陈老总看到这种情形,心中愤怒不已:“你怎么搞得嘛?伤成这样,之前居然还呆在前线?”接着,华中局的领导纷纷来看望张爱萍。医生低声告诉张爱萍的夫人:“废了……”
就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张爱萍因伤退出了前线,未能参与到接下来的战斗。这一切对于刚刚升任战区领导的张爱萍来说,简直是命运的捉弄。1945年12月,张爱萍被送往辽宁大连治疗,但伤势一直没有好转。最终,组织决定将他送往苏联治疗,直到1948年初,他的病情才稍有好转,转到了海参崴的一家疗养院。
这三年的时间里,张爱萍深陷异国他乡,国内战火不断,他的心情也愈发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一首《渴战》来抒发心中的苦闷:
决战金鼓催人急,改天换地在旦夕。
半生征战血征衣,梦回沙场马扬蹄。
终于,1949年1月,张爱萍重返祖国。那三年时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最关键的三年,张爱萍错过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但他依然得到了三野总前委委员的任命,并全心投入到工作中。
尽管他错过了许多历史时刻,但他在中国海军的建设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49年4月23日,张爱萍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召开了中国海军的成立大会,标志着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诞生——这支华东军区海军,也就是如今著名的东海舰队。
回顾张爱萍的军事生涯,他在红军时期便是彭总红三军团的猛将;抗战期间,他活跃在河南确山、皖东北、苏皖边、淮海、盐阜等地,担任新四军多个师的领导职务。1949年,他为新中国的海军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直至1955年被授予开国上将称号,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