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江门完成视察工作后，原计划当晚返回广州。当时，工作人员面临一个难题：到底选择哪种交通工具较为合适。那时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河湾众多，而公路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桥梁更是凤毛麟角，出行极为不便。

工作人员权衡后认为，若让周总理乘汽车返回广州，必然会遇到沿途渡口排队等待过江的车辆和群众，若不让路，途中将耗费大量时间。但若优先让汽车快速通过，让排队群众和车辆让路，这种特权行为是周总理绝对不能接受的，也不会允许的。

于是，经过与周总理的沟通并得到他本人同意后，广东的同志们决定改为安排周总理乘船返回广州。这样既能避免汽车堵塞，也有可能比汽车更快抵达。更重要的是，船舱空间宽敞，方便周总理途中休息，保证身体状况。

为了让周总理在夜间航行中不受机帆船发动机隆隆声的干扰，广东同志们做了充分考虑。周总理乘坐的小木船并不启动自身马达，而是由前方一艘机帆船用绳索牵引，既安静又平稳。

晚上10点左右，机帆船拖着小木船朝广州方向缓缓启航。航行约两个小时后，前方拖船突然加大油门，发出几声轰鸣后却无法继续前进。经检查，发现船只意外搁浅了。

奇怪的是，船并未偏离航道，怎么会搁浅呢？原来，珠江三角洲河道水位会随着珠江口外海潮涨落而变化。恰逢午夜12点过后，正值大海落潮，河道水位降低，导致船只触底搁浅。

这突发状况让负责警卫的同志们紧张不已，冷汗直流。面对困境，大家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涨潮再继续行驶。

据工作人员回忆，不久前公安厅曾截获特务的行动计划。周总理在该地区活动多日，难免被港澳的国民党特务注意到。如果特务发动袭击，乘船偷渡，仅需几个小时即可抵达此地。因此，安保负责人冠厅长等人倍加警惕，丝毫不敢懈怠。万一真的发生袭击，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周总理安慰大家说，警卫人员不必总是担心危险，目前的状况并不会有安全隐患。随后，他给大家讲述了自己1925年在广州经历的两次生死险境。

第一次是在1925年6月，当时周总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率领2000多名学生军举行游行，抗议英国警察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游行队伍行进至沙基时，突然遭英法军队开枪扫射。

当时，游行队伍密集地挤在河边狭窄的街道上，前有河流，后有高楼，空间局促，情况突发，根本无处躲避。枪声中当场有五十多人中弹牺牲，百余人受伤。周总理身边两名同志也不幸中弹身亡，与他并肩的两人同样遇难。周总理迅速伏地，才侥幸逃过一劫。邓颖超曾说，这是周总理一生中首次遭遇险境。

第二次是在“沙基惨案”发生两个月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广州实行宵禁。周总理当时乘汽车返回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司令部，却不知蒋介石与何应钦提前两小时实行戒严并更换口令。

当座车接近司令部门时，由于口令不符，守卫突发机枪扫射，司机及随行警卫中弹牺牲。周总理迅速躲到座椅下，幸免于难。

周总理讲述这两次险情时，广东的一位同志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他却摆手示意，“往事而已，不用记。”

听着这些惊险故事，在场众人无不感到震惊，甚至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是首次听闻他的这些经历。

讲完1925年的险情，周总理微笑着说：“命大，那两次都安然无恙。”大家听后纷纷笑了，没想到周总理竟如此乐观。此时，河水轻轻流淌，蛙声此起彼伏。海潮再次上涨，机帆船重新启航，继续向广州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