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历史的漫长征程中，曾走过不少弯路，其中一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往往被以关键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比如“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条路线的名字都来源于其背后的核心人物——王明与李立三。这是一个普遍的做法，常常用人物名字标识一段历史的政治主张或策略。

然而，历史上有一条比较特殊的路线——“罗明路线”，这一名称却让人感到有些困惑。毕竟，罗明并非我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什么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路线呢？

事实上，所谓的“罗明路线”，真正的目标并非罗明个人，而是毛主席。毛主席自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尤其是在开展游击战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接连战胜了国民党军的三次重围，逐渐让自己的名字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传播开来，甚至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也听说过他的大名。

尽管毛主席在国内深受人民爱戴，尤其是农民阶层的推崇，他的地位逐渐如同传说中的“土地神”或“山神”，却在一些共产国际的“天上神仙”眼中并不被看重。这些“天上神仙”大多数是长期留学苏联、醉心于“原装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精髓。他们通常对于中国革命提出指导性意见，甚至不惜给不同声音的同志扣上种种帽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明。王明在苏联居住多年，享受洋楼洋餐，尽管他对中国革命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甚至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熟悉，但由于他的身份和背景，他靠近了共产国际远东事务主席米夫，成为了当时的“红色钦差大臣”。王明的“得力助手”博古也回国后，逐渐掌握了临时中央的领导地位。博古开始肆意攻击和打压中国革命中的本土派，特别是毛主席。他们先是批判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为“富农路线”，又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斥为“狭隘经验论”，甚至直接将毛主席称作“右倾机会主义者”。

到了1932年10月，中央在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要求他离开前线，回到后方主持政府事务。尽管毛主席依然保留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实权。在那个时刻，毛主席内心深感压抑，他深知红军远不是国民党军的对手，唯有游击战术才能找到与敌人周旋并最终胜利的机会。然而，毛主席在中央的指挥下，形势却变得不容乐观。他们盲目模仿欧洲战场的硬碰硬战术，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这段期间，毛主席因焦虑过度而患病，被送往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治疗。医院院长正是著名的傅连暲。住院期间，毛主席的病友是当时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二人因在同一病房而结识，并迅速成为朋友。罗明与毛主席常常深入交流，讲述了福建革命根据地的困境——福建的红军主力由于参加第四次反围剿而返回赣南，留下的不过是几千装备差、训练不够的地方武装，这支队伍显然不是敌军的对手，局势相当危险。

毛主席向罗明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游击战术，并分享了三次反围剿的宝贵经验，罗明听后茅塞顿开，深感佩服，决心借鉴毛主席的经验开展游击战。出院后，罗明立即返回上杭、永岩和龙岩等地，指挥地方游击队展开战斗，并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博古和临时中央的权力高层并不欣赏这些成果。1933年1月，博古一行从上海租界返回中央苏区，途经福建上杭时，罗明特意去见了他，并汇报了工作。博古对罗明的表现感到不满，他质问罗明为何不专心处理全省事务，而跑到偏远地区“搞游击战”。罗明自信地回答道：“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在这里开展游击战。”博古听后愤怒不已，立刻反问道：“什么毛主席？你对中央有意见吗？”罗明误以为博古是在征求意见，于是热情地解释了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并对毛主席大加赞扬。

这一番话，无疑激怒了博古。博古当时没有立刻反应，但不久后，罗明收到了中央的批示，要求他进行自我批评。

随后的几天，中央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江西和福建必须大力扩充红军，所谓“百万铁军”的口号再度响起。然而，那个时期的“扩红”并非广泛深入人心的自愿行动，而是带有强制性质的政治任务。罗明在压力下只好照办，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新招募的红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与装备，最终被调往江西，福建的地方力量几乎被抽空。当敌军大举进攻时，福建革命根据地陷入了危机，罗明只能再次依靠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来应对。

面对严峻的局势，罗明急切地向上级写了一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边区群众情绪波动大，许多地方无法集中武装，甚至有群众质疑这种局面会导致灾难。他恳求中央能派遣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等亲自到福建进行政治宣传，以此鼓舞民众的斗志。

这份报告的急切语气和直接表达，也引起了博古的愤怒，尤其是“我们的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语，明显站队毛主席，并对中央提出了挑战。博古迅速决定惩罚罗明，并利用他对毛主席的支持作为借口，发起了“反击罗明路线”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导致罗明失去了一切职务，甚至福建几乎所有的县委书记和游击队领导都被定为“罗明分子”，遭到了严厉的打压。

博古的“打压毛派”行动不仅限于罗明，中央苏区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和古柏四人也被打压，成为所谓的“毛派分子”。显而易见，博古的目标是明确的。

直到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央对“罗明路线”作出了正式的平反。此后，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曾公开表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在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尽管遭遇过重大政治波折，罗明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依然坚持不懈。在长征中，罗明因伤与组织失去联系，但抗战爆发后，他重新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建国后，罗明先后担任过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并于1980年恢复了党籍。1987年4月28日，罗明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最终得以善终。

（参考资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