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苏轼，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赤壁赋》更是被广泛收录进语文课本，成为古文经典之一。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才情横溢，他对三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除了《赤壁赋》，他还创作了《诸葛亮论》等作品，展现了他对三国英雄人物的独到见解。

例如，苏轼对刘备的历史行径并没有好感。在《张飞传》中，他明确批评了刘备反叛刘璋的行为，这不仅是刘备的黑历史之一，也常被看作他个人道德的瑕疵。刘备曾多次表示自己不愿夺取同宗之基业，然而，他却在援助刘璋的过程中趁机占领了益州。刘璋同样是刘姓宗亲，其父刘焉曾是“废史立牧”的汉室宗亲，因此刘备的这番行为显得特别不合适。

东汉末年，刘备声称不忍心夺取同宗基业，这是出于对刘姓家族的义务和对汉室复兴的责任感。按理说，刘备应当站在复兴汉室的正义一方，无论谁能振兴汉室都应视为英雄，然而，刘备最终还是侵占了刘璋的益州，这一行为实为“不义之举”。因此，苏轼在《张飞传》开篇便明确写道：“先主反刘璋，兵意颇不义。”他直接指责刘备的行为并以此为开篇，引领全诗对刘备及其行动的批判。

在苏轼的眼中，诸葛亮虽然是一位杰出的谋士，但他对诸葛亮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充满崇拜。作为宋代人，苏轼没有被演义中的诸葛亮的英雄光环所影响。在《诸葛亮论》中，他不无讽刺地表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在苏轼看来，诸葛亮同刘备一样，充满了“仁义欺诈”的成分，正是这种过于理想化的策略，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

然而，在《张飞传》中，苏轼并没有直言不讳地批评诸葛亮，而是通过疑问的方式表达了对他行为的质疑。他写道：“孔明古豪杰，何乃为此事？”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一位古代豪杰，诸葛亮为什么要为刘备做出这种决策呢？这样的行为无疑让人失望。苏轼在此并没有完全否定诸葛亮的才能，只是认为他在协助刘备攻占益州这一事件中的决策并不符合一位豪杰应有的行为标准。

接下来的诗句：“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则将话题转向刘璋，尽管他是个无能的统治者，但依然有人忠诚于他，愿意为他献身，这种忠诚为苏轼所敬重。他通过这一点，展开了对严颜的讨论，这也是《张飞传》中的关键所在。严颜是刘璋手下的一位忠臣，他对于刘璋即使在困境中的坚持让苏轼深感敬佩。

严颜的故事在历史中有许多波折，他当时是巴郡太守，在刘璋决定求助于刘备时，曾强烈反对，认为请刘备来帮助无异于引狼入室。然而，刘璋的无奈使得他还是不得不向刘备求助。结果，刘备以庞统之死为名向刘璋宣战，并快速进攻益州。虽然严颜反对刘备的行为，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忠诚，宁死不降。历史上，张飞在攻破严颜镇时，曾试图以武力迫使严颜投降，但严颜却回应道：“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这句话体现了他宁死不屈的决心。

尽管张飞一时愤怒，但严颜不屈的精神最终感动了张飞。在《三国演义》里，张飞用巧计生擒了严颜，但在史实中，这一过程并未详细记载。严颜的刚烈态度以及临终时的豪气，让人对他的忠诚和坚韧深感敬意。在张飞的劝降无果后，严颜也以一句“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回应了死亡的威胁，显示了他视死如归的气节。

对于苏轼而言，严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在《张飞传》的最后几句，苏轼写道：“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泪。”这句话揭示了他对严颜精神的敬仰，而这块石碑不仅被苏轼自己看到，苏辙也曾提到过严颜的故事。在他们兄弟俩的眼中，严颜这种坚持原则、不屈不挠的气节，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轼此时的处境或许与严颜有所相似，他作为文官，虽然拥有“免死金牌”，但在政治斗争中，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他自己的人生并不顺利，但在《张飞传》这首诗中，他以严颜为榜样，体现了自己对这类不屈不挠精神的钦佩。通过对严颜的描写，苏轼不仅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也可能隐含了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某种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整首诗都在讲述严颜的忠诚和气节，苏轼却将其命名为《张飞传》。这一命名或许是暗示，虽然严颜的行为可敬，但张飞在此事件中的作用更为关键，或者苏轼借此暗示历史中许多英勇行动背后，往往隐含着更多的复杂和深层次的力量。

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历史人物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不屈精神的敬仰，同时也展现了他那种在困境中仍保持独立和自尊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