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名字从来不缺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却极少有人提到章衡。
一个能在“千年龙虎榜”压倒苏轼的状元,一个在辽国宫廷百步穿杨的六边形战士,为何最终却被历史边缘?
嘉祐二年春,汴京贡院外,书生云集、青衫如潮。
这是北宋历史上,最被后人反复提起的一届科举——“千年第一榜”。
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同登考场,个个文名在外、声势惊人,但最终压倒这些人人的,是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章衡。
欧阳修亲自主持这场考试,本以为榜首十拿九稳会是曾巩,毕竟曾门出身,早年已得名师赏识。
批完前十份策论,欧阳修却被一篇开篇气势如虹的《干为金赋》震住——“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九州未靖,财赋当先。”
不是铺陈文采,而是直入国政命脉。
文章通篇紧扣“治国先理财、理财当养民”,又提出“边防非纸上空谈,需以实边应虚敌”。
欧阳修感叹:“此文不下吕蒙正当年也。”
这份策论来自章衡,籍贯南阳,寒门出身。
此前几无政坛背景,连同考的苏轼都未曾听闻其名,苏轼策论文采飞扬,却被评为“文而不政”,仅列乙科。
主考官原本欲将曾巩列首,却因是门生,为避嫌调为第二,最终将状元之名交给了章衡。
这场“意外”的判决,成为北宋科举史最被争议的一笔,也为章衡日后的仕途埋下伏笔。
而他本人,早在殿试后第二日,就在御前奏对中,再次出彩。
面对宋仁宗关于西北边防的提问,章衡脱口而出:“契丹习弓马,夺之不可武攻,御之当以实边”。
那一年,苏轼还在考场外做诗,章衡已在殿前口陈时政。
登第三月,章衡奉命出使辽国,边境风声鹤唳,宋朝一边备战,一边派文臣赴宴以安抚敌情。
辽主耶律洪基早有意试探来使,席间故意讥讽:“南朝文人多诵书,少挽弓,未知贵国使者可否试箭?”
章衡微笑应对,不动声色。
辽兵取出硬弓铁箭,他站起,负手走至百步开外,搭弓如流星飞渡,连中三箭,箭箭中靶心。
辽主惊叹,“南朝竟有此人?”遂暗中收手,宴会气氛骤然缓和。
而章衡趁机暗绘北方边境山川图,归国后密呈宋廷,并以《帝指要》为题,上书建议:趁辽军边防松散,可一举收复山后八州。
然而,宋神宗犹疑不决,反复权衡终无所动。
章衡所提“攻其虚实”战略,被压入档案。十余年后,辽国重兵屯边,再无破绽可趁。
回朝未得重用,章衡调任真定知府。
彼地年年滹沱河泛滥,十里田土,一雨成灾。朝廷已有多次治理方案,皆因无效搁浅。
他不采旧法,反推“束水攻沙”新策:于滹沱中游狭口强筑堤岸,借水势冲沙,以“水治水”。
堤成后,洪水三次遇涨皆无大灾。
神宗看罢奏报,只说六字:“可为后世法。”
章衡自掏俸银,于堤上立铜兽三尊作水位标,留下“章公堤,洪水见了把头低”的百姓口传,百年后,这条堤防依旧在。
章衡不是书生气十足的文人。
他在边疆暗绘地图,在宴会上百步穿杨;他在地方修堤清河,自筹银两不待朝命。
“六边形战士”这个词,放在他身上,并不夸张。
官场历练三十年,章衡几乎转战半个北宋东南,不屑“空言理想”,不依附权门,只认账实绩与百姓口碑。
在澶州,他带头砸了官盐专卖的招牌,当时盐价飞涨,百姓靠挖野草煮汤度日。
章衡不等批文,直接开闸放盐,并在厅堂贴上自己手写的一纸檄文:“百姓要吃盐,不是听命令,与其饿死造反,不如先救人活命。”
这一举动震惊朝野,也为他招来御史弹劾。
三司使出面弹劾,说章衡“有悖制度,擅废律例”。
仁宗未表态,众官观望。
章衡写下奏折八百字,不讲情怀,只列数字:“开放盐禁七日,澶州无一人饿死;若再迟一旬,当地二十万口将成流民。”
朝堂静默,仁宗令:“澶州盐政,以章衡为准。”
反腐,是章衡的老手艺。
调任盐铁判官第三年,他查清三司年终账目,列出七项漏洞:战马虚报三百匹,粮食折耗五船,冗员冒领月俸四千两,甚至还有幽州军的“死人领饷”。
最终一纸折子送入御前,宋仁宗沉吟后派人“会勘”,结果坐实七成。
结果也很简单:章衡被调任外放,名义是“节制地方军务”,实则被排出京圈。
章衡不改作风,到了郑州直接点燃更大的雷。
当地原武监侵占四千二百顷良田,农户世代缴租。
章衡暗访查实,连夜上疏:“朝廷设监造甲非为霸地,夺民产、负民力,违国法。”
政敌们嗅到血腥味,宰相亲自施压,提醒此地“系禁军用地,慎之又慎”。
章衡不让,命人昼夜丈量,将田契摞成半人高。
“此田昔日属百姓,今以官威据之,乃国盗也”,半月后地契全数归民,百姓自发在堤边立碑,碑文开头六字:“章衡还我田”。
同年冬,郑州连降三旬大雪,黄河结冰,次春一旦化冰,决堤几成定局。
章衡当即调集民夫五千,自掏俸银三百两,开工筑堤,取名“章公堤”。
他埋下一块铜兽,兽嘴朝下,作为水位基准,只要兽鼻进水,堤坝就立即加高加固。
这一举措,百姓口口相传,称为“看兽建堤法”,黄河数年未决,百姓称颂:“章公堤,洪水见了把头低。”
章衡死后三十年,苏轼在《黄州书简》中提到“子平公”,评价道:“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子平即章衡字名,二人虽是政见相左,章衡更偏实用技艺、工程民生,而苏轼长于诗文辞章,但私下交往频繁。
西湖修治之初,苏轼一筹莫展,湖面淤泥厚重,疏浚难行。
章衡当时任两浙转运使,亲派400艘运粮船,调40名水工支援,又献策“将挖出的淤泥筑为长堤,隔出内外湖面,利于蓄泄”。
最终成就“苏堤春晓”,诗词传世,但章衡名字从未见于碑记。
苏轼晚年致信章衡之子章仲璋,言及“当年父子之助,东坡铭心刻骨”,遗憾“功归予名,愧负良友”。
那为何这样一位政绩斐然的实干者,终为人遗忘?
首先是他在朝中的“高调低派”。章衡五次直谏朝政,三次得罪宰辅,两次拒绝交际。
甚至连王安石变法,他虽部分赞同青苗法,却拒不参与执行团队,理由是“非官非士,乱章治度”。
这类官员,史官最难写。
既非权臣之下的执行者,又非改革核心智囊,不合编年笔法。
《宋史》仅以“曾为盐铁判官,治绩卓然”一笔带过,几乎无传。
其次,章衡不属文坛,诗文少见流传,甚至无完整诗集传世。
他著书《水利纪略》《边图要略》,皆为实务手册,字句枯涩,难入文人法眼。
但百姓记得章衡。
宋神宗末年,真定百姓立祠祀之,称“章公庙”。
岁旱不雨,祈雨立应。
滹沱河堤一带老人教子:“章公教咱拦水;咱拦得住,饭吃得稳。”
如今“章公堤”遗址仍存,碑石早毁,惟有一方石刻铭文残存:“兴修不倦,解困三州;有功无名,实利千户。”
章衡是那类不写辞章、不修党羽、不讲权术,只修桥补路、赈民护边的人。
他功在当世,却难留史页。
而今再翻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一条记载极短,却极耐人寻味:“嘉祐间有章衡者,文武兼济,吏治有成,然不喜趋附,竟不为史官重。识者惜之。”
参考资料:
1.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论策论之法》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二年至元祐七年相关卷轴(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