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国民党各界的军政要员齐聚南京，召开了一次国防联席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探讨如何应对日军侵略，特别是如何决策“是打还是和”的问题。然而，在会议过程中，与会者意见纷杂，讨论陷入僵局。正当气氛凝重时，戴笠突然站起来，简短地说了三句话，震动了整个会议厅。

早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意识到中日冲突的严重性，但国民党高层对是否进行全面抗战心存犹豫。蒋介石曾在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宣战。”虽然当时他已经表示日本的挑衅已经触及底线，但似乎内心仍然担心宣战的后果。他又在4天后记下：“宣战对倭寇的影响，究竟是利是弊，仍需进一步探讨。”

即使在庐山谈话后，蒋介石依旧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他在日记中表示：“是否因伯明书发表而引发全面战争，尚不确定。”这样的疑虑一直困扰着他，直到7月25日廊坊事变后，蒋介石才再次发出激烈的警告，他告诉孔祥熙，日本已经占领了廊坊，北平岌岌可危，和平的希望已不复存在，“应与日本绝交，立即宣战。”

然而，蒋介石虽然言辞激烈，行动上却总是迟疑不决。在8月1日的日记中，他再次反复琢磨着“宣战”的时机和可能带来的效果，显现出他在关键时刻的犹豫和拖延。这时，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磋商也陷入了长时间的困局，虽然形势已经越来越紧迫，但是否宣战，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的答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从7月11日起便开始频繁召开战事汇报会和战略讨论会。在这段时间里，何应钦向与会者报告了蒋介石计划发布一份“申明书”，表示虽然国民党并未明确宣战，但依然表达了和平的愿望。这一行动反映出当时国民党高层对是否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否宣战的严重分歧。

7月16日，军方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何应钦指出，如果战争全面爆发，宣战几乎无法避免，但如果我们在经济、军事、外交上都做不够准备，极可能陷入困境。因此，国民党决定继续“保持外交关系，不宣战”。但在这个结论作出时，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国民党高层的内部矛盾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8月7日，国民党高层终于在南京召开了至关重要的国防联席会议，目的是确定最终的抗日方针和国策。此次会议的召开前，蒋介石特地邀请了曾与其关系不睦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甚至派专机将两人从桂林接到南京。与此同时，戴笠、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各路重要人物也纷纷抵达南京，汇聚在一起。

当天上午，蒋介石主持了国防会议，并发表了开幕词。会议过程中，参谋总长程潜报告了前期的国防会议情况，军政部长何应钦汇报了卢沟桥事变后的战况，军委会副主任吴思豫则讲述了敌我形势以及四大战区的划分。接着，关于是否应当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会议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让人惊讶的是，国民党高层此时依然无法统一意见。部分人主张宣战，部分人主张继续求和，甚至有人提议继续妥协，试图通过“边打边谈”的方式解决问题。甚至，仍有部分人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地方事件”，不需要中央政府直接干预，最好通过道歉和更换驻军来平息事态。这些分歧的存在，让会议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就在会议进入休会时，戴笠突然站了起来，坚定地对大家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听到这句话，众人纷纷转头望向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道：“我们的武器、经济都远远不如日本，凭什么打？”戴笠毫不犹豫地回答：“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过年，难道等到被宰杀才反应过来吗？”这一番话立即让全场为之一震，戴笠的直白和激烈让人印象深刻。

戴笠说这话，并非完全出于民族大义，而是由于他手下的军统特工已经深入到各个战场，参与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如果继续拖延，等到战争全面爆发时，他的特工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且，这也是军统壮大自身的一个机会，可以趁机提升组织的影响力。戴笠认为，打起来的机会和利益远大于不打。

会后，随着日军在华北战场的攻势愈加猛烈，国民党高层决定采取行动，将日军的主力从华北转移到长江流域，以避免敌军包抄陕西、四川等地。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展开了反击，淞沪会战正式打响。紧接着，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并表明中国有权行使自卫。

这一战役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的战斗状态。短短一个月，日军从卢沟桥事变逐步扩展至华北，最终蔓延至华中，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然而，即使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戴笠依然在上海积极清理共产党的嫌疑人，表现出国民党内部分高层的复杂态度。虽然表面上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实际上，背后暗流涌动，互相掣肘。

随着抗战全面打响，戴笠的特工网络在上海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日方也在加紧反情报工作，逐渐摸清了中国的情报体系。在这种大环境下，戴笠不得不采取措施保住自己的军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