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76年，周总理的病情日益加重，时常陷入昏迷状态。然而，只要稍微清醒，他依然坚持接见一些重要的人士。

例如，1月2日中午，周总理苏醒后，对身边的人断断续续地说：“找wu……wu……wu……”

此时的他已难以吐出完整的句子，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音节，大家便急忙思考有哪些姓“吴”的人，以便确认周总理的意思。

尽管大家提出了好几个姓“吴”的名字，周总理却都没有点头，神情中显得焦虑万分。终于，他勉强说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

这一下，目标变得清晰起来：钓鱼台国宾馆工作的姓“吴”的人，应该就是邬吉成了。大家赶紧向周总理确认，他才缓缓点头表示认可。

那么，这位邬吉成究竟是谁？周总理为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见他呢？

邬吉成于1927年出生在山西神池县，11岁时便参加了八路军。因头脑灵活且身手敏捷，很快被安排到警卫部门，负责保护中央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留在中央警卫团，曾任副团长，长期负责保护毛主席。从1970年起，他被调派到江青身边进行安全警卫，因为江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提到“钓鱼台”，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确对象。

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打电话给钓鱼台，通知邬吉成赶来，说总理有事要见他。

邬吉成接到电话后，立刻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迅速赶往305医院。

可是，当他抵达时，张树迎告诉他，总理刚刚又陷入昏迷，让他先在值班室等待。

邬吉成只得在值班室守候，直到傍晚，周总理终于醒来。有人通知他，总理正在接受医生检查，让他准备一下，很快过去。

然而，不久后又传来消息，总理再次昏迷，无法确定何时醒来，建议他先回去，待总理醒来再叫他。

邬吉成没有离开，他十分了解周总理的性格，明白此时被召必有要事，决定守在医院不肯错过。于是，他就在走廊里踱步打发时间，等待总理苏醒。

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晨6点多，邓颖超出来看到邬吉成仍未离去，便劝他说：“你等了这么久，先回去休息吧，总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邬吉成心情沉重，却提出了一个请求，想再看一眼总理，邓颖超同意了。

于是，邬吉成走到病房门口，远远望见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郑重敬了一个军礼，随后默默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邬吉成一直等待周总理的再次召唤，但始终没有消息。直到1月8日上午，噩耗传来：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那一刻，邬吉成的心猛然沉重，几乎站立不稳。

周总理去世后，邬吉成被任命为安全负责人之一，负责周总理遗体火化和追悼会的安全保障工作。

邬吉成后来回忆：“当总理遗体从医院运送到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车紧跟灵车，亲眼见证了沿途群众自发组成的十里送别队伍。虽然大家悲痛万分，但秩序井然，人民对总理的深厚感情，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追悼会期间，汪东兴曾告知邬吉成，毛主席可能会出席，嘱咐他提前在人民大会堂做好准备，安排毛主席的休息地点。

不过，毛主席当时身体状况已极差，双腿无法行走，尽管许多人盼望他出席追悼会，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那么，周总理为何在生命垂危时特意召见邬吉成呢？

无人知晓真正原因，但邬吉成曾推测：“总理为何在弥留之际要见我？他要交代什么重要事情？我多么希望完成他的最后嘱托！我当时负责钓鱼台的警卫工作，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都住那里，我认为总理要交代的事很可能与‘上海帮’有关。总理临终时召我去，是对我这个警卫员的极大信任。”

至于这个猜测是否准确，已无从考证。

（资料来源：《走近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红墙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