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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角看当前美国与世界的变局”

圆桌讨论会

2025年5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从历史的视角看当前美国与世界的变局”圆桌讨论会。讨论会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牛可主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王晓德教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德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梁茂信教授、香港大学历史学系的徐国琦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李剑鸣教授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王立新教授先后围绕着时下美国与世界的“变局”作了学术报告。

王晓德教授首先围绕着“美国科技创新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代挑战”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阐述。王晓德教授从美国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对科学的重视谈起，指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建国之父在身为政治精英的同时也是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自然科学学者，如富兰克林是名扬大西洋世界的科学家；杰斐逊实际上是一位自然史学家（Naturalist/Natural Historian），知识面极为广博，长期与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医学家、植物学家等保持着持续且深度的往来；华盛顿则在戎马倥偬之余对古生物学兴趣盎然，曾专门率队踏雪考察美洲的古生物化石，并参与到美洲与欧洲关于美洲性质的“大辩论”之中。王晓德教授借以指出，美国建国一代对科学的重视与身体力行，为美国日后的科技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这一科技创新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与深化。王晓德教授随后系统梳理了美国在19至20世纪“科技立国”的发展历程，指出美国崇尚实业与技术创新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氛围极大地适应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不仅推动了美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快速转型，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人才虹吸效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早期秉承实用主义传统，强调对“有用知识”的追求，但在国力日渐强盛的过程之中，也开始逐渐加大了对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投入，特别是在“二战”之后，美国在生物学、化学、信息科学等基础学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的强大科研体系，为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和国际软实力夯实了根基。

然而，当前美国的科技软实力却在“大变局”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王晓德教授详细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政策对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冲击，包括削减科研资金、停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解散相关研究机构等举措，不仅导致大量科研项目被迫中断，更引发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这些政策的实施已经极大地动摇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在相关领域的全球领军地位，造成了美国文化影响力及软实力的整体下降，这与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无疑背道而驰。通过回顾美国成功的科技创新传统与其当代衰落，中国观察家值得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刘德斌教授从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交叉的视角分析了特朗普现象产生的根源，强调了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界在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遭遇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他指出，当今世界变化之快速与出人意料，使得建立在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基础之上的诸多社会科学传统理论范式面临严峻考验，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者都被要求为理解新的现实提供新的真知灼见。刘德斌教授特别强调，2024年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战胜利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迫切需要历史学者运用纵深的历史视野来重新梳理和解释导致当前变局的深层历史脉络。

基于上述认识，刘德斌教授尝试从政治重塑、经济分化和社会转型等多个层面深入剖析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历史根源。在政治层面，特朗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行事风格受到追捧，展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文化已在悄然之中发生了转变。在经济层面，过去数十年间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全球化红利被精英阶层垄断；传统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侵蚀，不满迅速积聚；底层民众的待遇不升反降，甚至出现了发达国家大城市“第三世界化”的现象。而在社会层面，民众的不满引发了社会思潮的极端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为美国独有，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共同趋势——从法国的勒庞到德国的魏德尔，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各国集体兴起，使得全球政治的面貌为之一变。基于对美国与西方国家国内变局的深入分析，刘德斌教授进一步将视野拓展至全球层面，深刻揭示了时下国际冲突更为“长时段”的历史意涵——通过援引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点，刘德斌教授指出，1945年后大国间的和平状态反而可能才是世界历史之中的“偶然现象”，而当前的世界正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格局之中。然而，这种“历史的回归”究竟是走向悲观的冲突无尽循环，还是通向某种更新形式的历史进步形态，则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与判断。

第三位报告专家梁茂信教授以“美国的‘零和传统’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主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特朗普“向全世界开战、尤其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美国深层次“零和”文化传统的延续。从历史渊源来看，这种“零和思维”可以上溯至美国建国时期深受霍布斯政治哲学影响的制度设计，其关于权力排他性和绝对控制权的理论深刻塑造了美国的政治结构，包括建国初期的选民财产资格制以及延续至今的政治选举“赢者通吃”机制。到了20世纪40年代，约翰·冯·诺依曼等人完善的“博弈论”进一步将这种“二者相争，一者全赢，一者全输”的思维模式理论化，并在此后广泛渗透到美国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在梁茂信教授长期关注的移民问题上，“零和思维”的影响同样清晰可见。他指出，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美国就形成了对外来群体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欢迎外来群体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外来群体保持警惕和排斥，以“零和”方式系统剥夺少数族裔的权益。这种“双重态度”贯穿了美国族裔历史的始终——无论是黑人奴隶制的形成、还是对印第安人的强制迁移，抑或是对各个历史时期对外来移民群体的限制政策，都体现了通过剥夺他者权利来维护所谓“主体族裔”优势地位的“零和”逻辑。梁茂信教授特别指出，当代的“身份政治”现象虽然对美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压力，但它并未根本改变美国不平等的种族关系和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模式，反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财富两极化加剧的时代与这些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当前美国社会更为复杂的深层次矛盾。

梁茂信教授最后回到现实层面，对当前美国基于“零和思维”打压中国的关税政策进行了批评。通过分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历史进程，梁茂信教授指出，将贸易逆差的责任全然归咎于中国是不公正的，因为早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就已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是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引发的“镇痛”。而基于“零和思维”将矛盾外引、打压中国的关税政策则非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反而可能在国际社会制造更多的敌对关系，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

李剑鸣教授以“从美国政治史看‘特朗普现象’”为题进行了报告。他认为，“特朗普现象”的核心在于特朗普是“一个不可能当选的当选者”，其执政方式对美国政治传统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特氏行使“任意专断的权力”，这与美国建国理想背道而驰，因为美国建国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抑制任意专断的权力；其次是特朗普具有严重的“角色错乱”，包括混淆大国领导人与普通人的界限，混淆政府首脑与企业CEO的界限，以及混淆民主选举官员与威权独裁者的界限；最后是身为总统定位的偏差，即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为特定选民的代言人，而非美国建国者所设想的“美国总统为全体美国人民的代表”。

李剑鸣教授进而分析了“特朗普现象”产生的政治语境和体制根源。他指出，特朗普崛起的背景是美国政治文化从相对理性的“政党政治”向“粉丝政治”的转变，后者以忠诚和立场取代原则、逻辑和理性，使得所有对特朗普的批评都能被解读为政治迫害，反而在其支持者心目中为他“涨分”。而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分权制衡体制的失灵，这主要源于政党政治的异化和僵化以及选民忠诚的固化——当一个政党同时控制立法和行政部门，并有机会改造最高法院时，联邦一级的权力分权制衡体制就会严重失衡。李剑鸣教授特别强调，美国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体制预设的是“三种纯粹的权力”，但在政党政治异化的情况下，这种制衡机制已然难以有效运作。

当然反过来看，李剑鸣教授也坦言“特朗普现象”并非是单纯的政治败坏，而是美国社会面临更深层转变时的一种“回摆”的产物。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国家认同的“去国族化”和文明认同的“去西方化”。前者主要体现在移民问题导致的族群构成变化，使得传统的白人群体产生被边缘化的焦虑；后者则体现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多元—平等—包容”政治（DEI）、身份政治等思潮作为美国传统的西方文明价值的冲击。特朗普的种种应对措施，虽然他本人并未明确提出“重塑美国”或“捍卫西方”的明确目标，但实际上带有强烈的这种倾向性，包括他毫不掩饰的厌女症、恐外症，以及对身份政治和DEI政策的全面反击。

在展望“特朗普现象”的未来时，李剑鸣教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洞察：当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实际上正在向一种类似“新加坡模式”的治理结构转变，即在法律的框架下由财富寡头、技术寡头和权力寡头三者联手掌管国家。这种模式的出现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诞生于农业时代的现代民主制度，在经历了工业时代、后工业社会的考验后，在AI时代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和前途？李剑鸣教授最后表示，“特朗普现象”究竟是历史的钟摆还是历史性转折，仍有待通过美国民众的回应、民主党的调整、司法系统的坚守以及未来的中期选举与大选结果来观察和判断。

徐国琦教授随后以其独特的“体育视角”为讨论会带来了全新的维度。他开场便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即尽管当下的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出现分崩离析的现象，使得今天的美国人在日常交流中往往很难进行具有共识的对话，但体育是唯一能让所有美国人不分政治立场、不分身份派别便可轻松进行交流的话题。这种对体育的独特情结和特殊钟爱是美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区别所在。

徐国琦教授通过详细梳理美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美国是如何通过体育实现文化霸权的转移。他首先将1895年确定为美国体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这一年美国报纸开始系统设立体育版面，美式橄榄球也开始定型并走向职业化；与此同时，美国在外交上险些就委内瑞拉问题与英国全面开战，“门罗主义开始有了牙齿”……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即美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向英帝国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达到了高潮——徐国琦教授将其视为美国在文化领域全面取代英国霸权地位的关键节点。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英美之间的激烈较量，包括开幕式英国人故意不悬挂美国国旗，要求美国运动员向英国国王行礼致敬，甚至在美国选手获得第一名时宣布成绩作废以重新比赛等等。最终，美国在奖牌榜上仍全面碾压英国获得头名，这不仅仅是体育成绩上的胜利，更象征着美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对英国的全面超越。徐国琦教授由此指出，尽管美国在1890年代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经济上的头号超级大国，但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全面碾压英国并取得巨大胜利才标志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取代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徐国琦教授也通过“体育史视域”来考察两国“共有历史”(shared history)的演变轨迹——从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洛杉矶奥运会时美国展现的“友善面孔”，到1971年“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再到1984年中国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辉煌表现以及当时中国支持美国反制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从而出现中美关系“蜜月期”，“体育外交”往往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晴雨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以48枚金牌超越美国的36枚，这被徐国琦教授视为类似1908年“英美体育霸权转移”的历史性时刻。他认为，2028年洛杉矶将第三次举办奥运会，按照目前中国志在必得要在美国本土打败美国的态势，无疑又是一次观察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以及全球体育文化霸权是否发生根本性转移的关键窗口。

最后一位报告专家王立新教授以“从历史的视角看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抛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题进行了阐述。王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特朗普上台伊始便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180度的大调整，拒绝扮演世界领导者角色，并提出要颠覆美国一手缔造并长期维护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从“支持到抛弃”的转变过程，需要从历史视角来深入理解。

王立新教授首先梳理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进脉络，并将其划分为三个版本。其中，1.0版本始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一战后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推行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法治和国际合作，以及在国内治理层面促进自治和民主。但这一版本一经提出便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英法的联合阻击，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国会反对，因而其“部分实践”的版本仅维持了20年便走向失败。而2.0版本则由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等人在二战结束前后建立，其特点是实行有管理的自由贸易，强调大国特殊责任，注重人权保障。这一版本最初设想涵盖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界，但随着冷战爆发，该体系逐渐演变成为“半球性秩序”，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从历史的后续走向看，自由国际主义2.0版本无疑为美国带来了巨大成功，包括成功改造了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确保美国获得了原材料供应和全球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最终瓦解了苏东集团，并使美国成为了后冷战时代的唯一超级大国。

冷战的成功终结很大程度上“冲昏”了美国人的头脑，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便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于美国盛行的“必胜主义”世界观和盲目的自信态度。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国际主义3.0版本，试图将冷战时期的2.0版“半球性秩序”扩展为新的“全球性秩序”。3.0版本的特点主要包括：在“单极时刻”下美国不愿再受国际规则约束，奉行单边主义；从推行自由的商品贸易发展到促进各方面的“全球化”，全方位推进商品、资本与人员的自由流动；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包括武力）来推广“民主”；试图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等等——中国加入WTO便是这一努力的重要体现。当时的美国十分乐观地认为，这套秩序完全可以整合整个世界，使之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然而，随着近30年的实践，在美国人、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团队看来，自由国际主义的3.0版本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败：首先，中国利用该秩序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但却没有按照美国设想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反而成为美国强大的地缘政治对手，这在美国精英看来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失败；其次，美国充当世界领导者得不偿失，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付出巨大代价，导致美国国债剧增，截止到2024年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第三，制造业空心化严重，美国资本大量外流，对中国等国产业链高度依赖；第四，国内不平等加剧，普通美国人除了获得廉价工业品外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反而面临失业和社区衰败；第五，技术自由扩散让其他国家大量使用美国技术，威胁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和国家安全。

对此，王立新教授指出，美国的失败无疑在于其精英犯了一个巨大的经验主义错误，即他们认为既然能够成功改造与其发展道路不同的德国和日本，便以为也能同样改造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体系之下的“盟友”，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中国仍然坚定地践行其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基于这种反思，特朗普政府全面抛弃了3.0版本的自由国际主义，具体表现包括放弃世界领导角色，追求美国优先；放弃对“民主”和“人权”的促进，实行非道德主义的现实主义外交；从关税战开始重构全球经济秩序，推行所谓“公平贸易”；推动“去全球化”，与中国脱钩，实行所谓“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目标是重回“半球性经济秩序”并排除中国。

对于特朗普能否如愿的问题，王立新教授认为有可能会“部分成功”，特别是在战略领域的制造业回流方面；然而由于面临国内民主党的反对、欧洲阻挠和中国的抵制，特朗普的路线绝无可能“全面成功”。不过从长远来看，王立新教授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迟早会以某种形式在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政策中复兴，因为所谓“道义”和“价值观”因素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国家特性，这些观念因素不会被美国政治精英完全抛弃。

除以上六位老师的报告与发言外，主持人牛可长聘副教授还做了总结发言。在总结中，他高度肯定了各位学者从科技战略、国关理论、移民政策、政治文化、体育外交、国际秩序等多维度切入的深度分析；他还特别指出，在时下复杂的全球性变局之中，历史学者虽立足过往，但仍需保持对当代问题的敏感性，这正是我们考察历史的现实关怀起点。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侯深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仇朝兵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秦文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徐天老师与吴博皓老师等学者，也基于各自的学术视域对相关议题进行了精彩评议，内容包括应对时下变局中国美国史学者应持的角色与态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见对华角色的认知转变，美国的“科技立国”战略，技术寡头与政治寡头的兴起对美国社会“保守化”转向的影响，全球变局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冲击等等。与会听众也在随后踊跃提问，得到了在场学者的一一回应。

撰稿：潘米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供图：张启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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