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在挑选皇后和妃嫔时，通常都青睐出身较低的家庭，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皇帝，连亲王们在选定王妃时，也大多选择来自平民或者低级官员的家庭。皇室与功勋大臣之家联姻的情况非常少见。事实上，明朝的“灰姑娘变王妃”现象非常普遍。例如，朱元璋所挑选并册封为皇太孙的朱允炆，他的皇太孙妃马氏，出自正五品光禄少卿马全的家庭；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二任皇后孙氏，她是永城县主簿孙忠的女儿；再比如，孝慈高马皇后所生的安庆公主，她的驸马欧阳伦出身平民；甚至连明宪宗的次女也嫁给了国子监监生的儿子崔元。

相比之下，清朝在这方面则显得更加讲究门第，后妃、皇子的福晋以及公主的驸马，都必须来自高贵的家庭。连皇子的庶福晋和侧福晋，也要符合一定的门第要求。清朝皇室的婚姻往往是在满洲贵族之间进行，功勋世家与贵族门第之间的联姻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皇室选择如此接地气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政策。朱元璋在位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后来成为历代皇帝视为“祖宗成法”的重要规条，不容轻易更改，否则被视为不孝。这些规条中，有一条规定便是皇室子女不得与功勋大臣家族联姻，皇子们的妻妾也只能从较低阶层的武将家族或平民中选择。

然而，在洪武朝初期，朱元璋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一规定来选亲的。早期，他选定儿媳和女婿时十分重视家世，许多都来自功臣之家。例如，魏国公徐达的三个女儿就分别成为了朱元璋的儿媳；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则成为了皇太子朱标的太子妃，未来的皇后；凉国公蓝玉、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等的女儿们，也分别成为了朱元璋的儿媳。

朱元璋对与功臣之家联姻的重视，显然是出于稳固政权、确保功臣对自己忠诚的考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逐渐将重心转向了文臣，因为治理天下更多依赖文臣的智慧，而非单纯的武力。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依赖文臣的智慧，还要防止曾经帮助他打下江山的武将，因权力过大而威胁到皇位的安全。因此，朱元璋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婚姻政策，以防止后宫权力过分集中，影响到他和后代的统治。

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便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例证。临安公主是由朱元璋非常宠爱的成穆贵妃孙氏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孙贵妃的贤德早已为朱元璋所耳闻，婚后，她为朱元璋生育了四个女儿，其中临安公主尤为宠爱。临安公主的婚姻，自然成为了朱元璋特别关注的事情。朱元璋选定驸马时，有两个标准：一是出自功臣之家，二是要具备德行，能够对公主好。最终，朱元璋选择了韩国公李善长的儿子李祺。

李善长，朱元璋的重要谋士之一，被视作“萧何”般的存在。李善长从小便深得朱元璋器重，他以聪明才智、深邃的政治眼光和忠诚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当朱元璋驻扎在滁州城时，李善长前往拜见，他的聪慧和德行也使得朱元璋极为敬重，将其留在了身边，成为了其谋士之一。

李善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过战斗，但在朱元璋的朝廷中，他与大将军徐达一同担任了相国职务，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李善长的重要性。在洪武三年，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位居众公爵之首，显示了其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

然而，随着权力的积累，李善长并未完全安分守己。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辞职回乡，随后他依然未能真正退休。直到洪武十八年，他仍然因私事和亲戚问题惹出麻烦。最终，李善长的亲弟弟李存义与胡惟庸有了叛国图谋，被朱元璋发现，李善长也因此牵连其中。

尽管李善长在朝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但在自己的亲弟弟被牵扯到叛乱中之后，朱元璋依然没有对他手下留情。最终，李善长全家三十多人遭到株连。李祺作为李善长的儿子，原本应当被处死，但考虑到临安公主的身份，朱元璋并未为难他，而是将其流放至江浦。临安公主为了守妇道，甘愿与丈夫共同流放。

李祺在江浦的生活极其艰难，最终因病去世。临安公主始终守护着丈夫，直至李祺去世。尽管她是被流放的公主，朱元璋却也在临安公主去世时，给予她尊重，按礼法为其举办了葬礼，但并未为李祺立碑合葬。

这一切，都表明了明朝皇室和臣子的错综复杂关系：即便作为开国功臣的家族，命运依旧难以预测，尤其是当一个家庭中的父辈犯错时，连同他们的子女也未必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