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在短短十余天内彻底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原本不可一世的强大军团几乎瞬间土崩瓦解。战场上，除了成堆的尸体，还有60多万无处可逃的日本战俘，这其中不仅有数以万计的日本男兵，也有上万名曾从事医护和通讯工作的日本女兵。面对这些战俘，苏联的处理办法却并不简单，因为大多数男战俘还可以派往西伯利亚从事体力劳动，但女战俘的劳动力价值较低，难以安排合适的工作，令苏联官员颇为为难。

在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与日本的关东军在遥远的边境线上保持了近四年的平静。许多关东军高级将领仍然沉浸在“大日本皇军”所创造的无敌神话中，认为自己的军队几乎无敌。未曾料到的是，斯大林早已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中锁定了东方，将扩张的视线投向了中国和远东。

为了让日本保持警惕，苏联外务人员始终重复着“条约有效”的说辞，巧妙麻痹日本政府的警觉。而在背后，苏联最高指挥部却悄然调动了几百万精锐部队，包括令德军恐惧的机械化军团和坦克集团军，迅速从西线调往远东。这一切都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部队被安排了假番号，使用低级军官的身份证件，以迷惑可能存在的日本间谍。

当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向日本宣战时，日本情报部门对苏军在远东的真实兵力和推进速度产生了灾难性的误判。日本预计苏军派遣大约40个师，但实际上，苏联已经将157万兵力投入远东，装备超过5500辆坦克，3800多架战机，26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

8月9日零时，震天的炮火打破了沉寂。成千上万的火炮齐鸣，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拉出长长的尾焰，猛烈地攻击关东军的防线。几乎没有任何预警，苏联红军的三路进攻如同三把利剑，迅速从西线、东线和北线同时切入伪满洲国的腹地。

在西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迅速突破了蒙古戈壁和大兴安岭。东线，梅列茨科夫元帅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则依靠空中力量压制日军要塞，强势推进。黑龙江北岸的远东第二方面军紧随其后，成功封锁了关东军的退路，形成了巨大的合围攻势。

曾经自信满满的关东军，这时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恶化，日本大本营在1943年起已开始大量调动关东军的精锐部队支援南方，致使关东军的战力严重下降。原本拥有70多万人的关东军，实际战斗力大打折扣，许多部队缺乏训练，士兵中老兵和新兵混杂，装备老旧，补给严重不足。

面对苏军机械化集群的闪电进攻，关东军既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火力，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线。在仅仅六天的时间内，苏军西线主力便突破了大兴安岭，迅速推进至沈阳和长春，切断了关东军的防线。在东线，日军尽管坚守要塞进行顽强抵抗，但最终在苏军陆空一体化的攻击下，防线崩溃。

随着局势的急剧恶化，8月15日，东京广播传来了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关东军总司令部内部仍有军官主张继续抵抗，甚至鼓动“玉碎”。然而，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直至关东军彻底投降。

8月19日，日本关东军正式向苏军投降，战场上硝烟渐散。近60万名关东军的战俘，包括后勤和技术兵员，成为苏联的俘虏。对苏联来说，这些战俘不仅是战争的代价，更是一笔可以用于战后重建的宝贵“资源”。除了重伤员和少数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外，健康的战俘被迅速分配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从事艰苦的开荒工作和基础建设。

这些战俘被押往苏联广袤的土地，面对着刺骨的寒冷、缺乏水源和食物的极度困境。许多人在运输途中因疾病和极寒天气而死亡。到了劳改营后，生存条件同样极为恶劣，战俘们被挤进破旧的营房，食物极为匮乏，常常只能勉强维持生命。缺乏医疗保障，许多小病小伤因无法及时治疗而导致严重感染，致命的疾病频繁蔓延。

这些被迫从事沉重劳动的战俘，每天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砍伐树木、挖矿或修建基础设施，承受着超出承受能力的巨大劳累。过劳、冻伤、肺炎等导致的死亡屡见不鲜，死者人数惨不忍睹，估计约有5万到10万人丧命。与此同时，女性战俘的处境尤其惨烈。大量被捕的日本女兵由于没有军事价值，初期被随意丢弃或放逐至东北地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

幸运的女性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收容，她们不仅得到了基本的食宿保障，还被安排进入医护工作，甚至有人得以留在中国。但那些被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女性战俘，却沦为更为凄惨的存在。她们不仅承受高寒和疾病的折磨，还要承担远超身体极限的劳动，更不幸的是，她们面临着性别暴力的侵害。

相比之下，731部队的成员却逃脱了严惩，战后依靠美国的保护协议，成为了社会的精英。731部队的罪行令人发指，但他们的成员最终却凭借研究成果获得了免罪，继续在日本社会中享受荣华富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战俘的痛苦和死亡，成为苏联重建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