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粟裕战争回忆录》第十七章《济南战役》中，提到一段话：“‘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个口号是我和谭震林同志在战役动员令中提出的，王耀武坚守济南的信心动摇了。他分别致电蒋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说：‘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蒋回电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刘峙也电令‘固守待援’。”

粟裕回忆道：王耀武在短短八天内崩溃逃离济南，主要原因是来自徐州的北方援军。尽管蒋介石多次催促他们增援，但这些援军不仅未曾与解放军发生交火，甚至远远地看着王耀武陷入困境。直到济南解放时，邱清泉的第二兵团仍在距离济南六百多里的城武、曹县（现属菏泽市）驻守，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依然没有完成集结。三路援军迟迟不前，粟裕欣喜万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原本计划支援的兵力将为未来的淮海战役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

这场战役，粟裕指挥下的部队共歼敌十万四千余人（其中包括起义的二万人），活捉敌方国民党将领二十三名，缴获各种炮八百多门，坦克和装甲车二十辆，汽车二百三十八辆。原本用来打援的八个纵队，正好可以为即将打响的淮海战役提供宝贵的战斗力。

然而，王耀武的情况与粟裕大相径庭。陷入困境的王耀武，不仅身心疲惫，更感到前途渺茫。早在他刚到济南上任时，便有一位山东的“高人”预言：“两年之内，你必将成为俘虏！”这位预言者，便是山东名士刘子衡，他坚决反对内战，并多次发表反战言论。刘子衡的直言不讳，使王耀武早早意识到内战的无望。

刘子衡，精通经学与诸子学，被誉为“三玄专家”和“布衣大师”，他凭借自己对当时时局的深刻分析，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而王耀武对刘子衡的言论并没有反驳，反而深感其言之有理。实际上，王耀武早已对内战产生了厌倦，他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计划过两条退路：一是弃兵从政，二是解甲归田。然而，尽管王耀武有意远离战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却让他无法逃脱命运。

在当时蒋介石自信满满，认为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必定能够获得胜利，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对内战充满信心，唯有王耀武心存忧虑。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事，王耀武宁愿开着刚刚买下的两台进口拖拉机回家种地，也不愿继续带兵作战。最终，王耀武在蒋介石的逼迫下，竟然不得不再度投入战场。

王耀武最初以病情请假住进了武昌的医院，试图躲避这场内战的风暴。然而，蒋介石一架专机将他从武昌接到重庆，开始一番强硬的劝说。蒋介石以“气色良好，精神饱满”为由，劝他继续服役，并认为济南之战至关重要，只有王耀武亲自出马才能成功守住济南。这番话让王耀武无力反驳，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

但事态并非如蒋介石所愿。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王耀武的困境愈发明显。陈粟大军先后在宿北战役、鲁南战役中连续重创了敌军，这些战役的失败与王耀武并无直接关系，但蒋介石却将责任归咎于他。为了向蒋介石交代，陈诚被派往徐州，王耀武的指挥权进一步被削弱。面对这一局面，王耀武内心焦虑不已。

面对不断传来的战况，王耀武开始对陈诚的作战计划表示强烈的担忧。陈诚计划从南北两路对山东的解放区发起进攻，但王耀武通过空中侦察得到的情报显示，解放军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随时可能发动总攻。面对即将来临的危机，王耀武电令李仙洲撤退，但陈诚却未接受这一建议，甚至公开辱骂王耀武的过于谨慎，导致了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的全军覆没。

蒋介石最终将所有责任推给了王耀武，责怪他未能及时防范并指挥得当。尽管王耀武对此有诸多无奈，但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将主力部队撤至兖州，集中力量保卫徐兖防线。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得到蒋介石的采纳，王耀武不仅失去了主力部队，济南城内仅剩下十二万杂牌军和不稳定的吴化文。

在这种情况下，王耀武想尽办法求援，他找到蒋介石的老朋友张群和陈布雷，希望能得到增援。蒋介石答应增派一个空降师，但当部队最终抵达济南时，所派来的竟只是九个空手而来的连队。面对如此“援军”，王耀武几乎感到绝望。最终，在济南即将破城之际，王耀武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命令司令部：“如果局势无法挽回，不要死守济南，大家保命最重要。”

王耀武还下达了两项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绝不炸毁济南黄河铁桥。第二，解救那些被蒋介石批准“密裁”的二百名地下党人员与无辜志士。他亲自修改了蒋介石的命令，并确保这些人得以获释。这些举动显现出王耀武在绝望中的人性与理智。

在济南解放之前，虽然战斗激烈，但当地的店铺依然开门营业，学生们也仅停课几天便恢复了正常，王耀武的周到安排为济南的平民提供了相对的安宁。这位出身泰安、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将领，不仅展现了军事上的智慧，也表现出了人性中的宽容与理性，甚至在内战中坚守了一些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