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口述自传》一书中曾经提到：“邱清泉是黄埔第二期的，李弥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和李弥曾经都是共产党，再加上我自己也是共产党，所以说，徐蚌战役就是共产党对共产党。” 这番话，看似在讲历史事实，实际上却透露出许多复杂的情感与背景。文强提到的“徐蚌战役”，即大家熟知的淮海战役。按照文强的说法，邱清泉、李弥与他自己都曾经是共产党，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毕竟文强曾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的副参谋长，后来还代行参谋长职务，对部下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然而，他似乎忽略了一位人物——舒适存。这个在淮海战场上以“回南京”为由而消失的将领，实际上也是个曾经的共产党员，而且在红军时期的职务也不小。

如果文强所言属实，那就可以理解为何杜聿明会时刻保持警觉。毕竟，邱清泉、李弥这些人，如果曾经都站在“那边”的阵营，转换阵营背后也有客观的原因。与其说他们是“叛徒”，倒不如说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了选择。那么，面对局势险恶的徐蚌战场，这些曾经的“同志”是否会在关键时刻突然起义，将杜聿明绑起来呢？

《文强传》中的一段记载进一步证明了杜聿明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1948年10月12日，他与参谋长舒适存、副参谋长文强进行了一次密谈。文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训两小时，杜公治军之余，对国际政治十分留意，诚不愧为现代军人中之领袖人物。” 这场密谈的开端由舒适存挑起，话题落在了邱清泉和李弥身上。舒适存提到：“邱清泉和李弥，一提到共军便嗤之以鼻，根本不放在眼里。其实他们在大革命时期，也曾戴过红帽子。”

舒适存的言论不全然正确，但也不无道理。邱清泉在1922年曾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参与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等战斗，算得上是大革命时期的左派。而李弥当时则在朱德领导下担任过军官教导团的排长，虽然他因拒绝参加南昌起义而离开，但也无法否认他与共产党的渊源。听到这些，杜聿明和文强只能一笑置之。文强笑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戴过红帽子”，而杜聿明笑，则因他心知舒适存戴的“红帽子”可不比他们小。

舒适存和彭德怀的旧事是另一番光景。舒适存也出自湖南，曾在湘军中与彭德怀并肩作战，并在红军中的彭同学手下败北。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投靠了蒋介石。这一背景注定了他与杜聿明之间的微妙关系。杜聿明对舒适存的信任并不深厚，因此他才更愿意让文强来担任副参谋长。

文强对此也做了一些未曾言明的点滴补充：杜聿明对舒适存的信任远不如对文强的信任，而文强同样未能完全获得杜聿明的重用。虽然名义上他是副参谋长，但实际操作中，重要的军事决策和命令往往并不会交给他们执行。杜聿明知道，参谋长的权力几乎是无可撼动的，但他并不完全信任舒适存，也不完全依赖文强。

两小时的密谈后，气氛沉重，杜聿明的担忧加深，文强也语重心长地提醒道：“这个仗没法打了，根据我们的情报，解放军的兵力已超二百万，而我们仅有四十万，怎么打得过？” 文强接着分析：“解放军采取包围政策，先不急于攻击我们，而是先解决其他敌军。这样一来，最终他们会在我们这里形成包围，形势无法逆转。”

舒适存和文强的言论几乎击垮了杜聿明的信心，他们的悲观情绪愈发加重。文强继续调侃杜聿明手下的将领们：“邱清泉自大，李弥目空一切，黄百韬无能，孙元良胆小。”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杜聿明的兵团司令们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根本无法团结一致面对即将到来的解放军进攻。

文强在此时总结道：“要想消除这些人为的隔阂与矛盾，改变徐蚌困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事实证明，文强的预见并非空谈。在关键时刻，黄百韬的部队被围困，而刘峙则亲自下令调兵增援。可邱清泉拒绝抽兵，李弥也跟着拒绝，局面进一步恶化。此时的杜聿明，已是身心疲惫，几乎无力回天。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杜聿明的命令再次遭遇了强烈反抗。邱清泉不愿突围，李弥则以同样的理由拒绝行动。最终，孙元良唯一顺从的命令也未能挽回败局，反而让部队在突围过程中被解放军消灭。杜聿明终于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敌人，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并肩作战、如今各自为政的将领们。

在最后的时刻，杜聿明和文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两人虽然并未完全信任对方，但最终的抉择却成为了历史的沉淀。文强在《淮海战役军中纪实》一书中写道：“漫漫白雪张天幕，冷冷旌旗蔽日光。倦倚战场穷无策，无情把酒煮牛羊。” 在这冰冷的战场上，他们的选择早已被时代和局势所决定。

最终，舒适存借口回南京，一去不复返。杜聿明的部队越来越多地向解放军投降，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邱清泉、李弥等人的动向也成为了悬念。正如杜聿明所回忆的，面对投诚的选择，大家都心存顾虑：“我无法谈心，如果邱不同意，就无法达成。” 然而，正是在这彼此试探的过程中，改变历史的机会悄然流失。

如果文强与杜聿明能够再大胆一些，相互信任更多一些，或许他们的选择就不再是逃避与困惑，而是走向联合。邱清泉和李弥，也未必会坚决反对他们的决定。战争的命运，终究掌握在选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