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雍正刚登基时，靠的是隆科多宣读遗诏、稳住大局。

可短短六年，昔日拥立之功被彻底清算，权臣沦为阶下囚。一边是太保被囚死狱中，一边是金庸祖上查嗣庭死于文字狱。雍正这场调虎离山、翻手为云的操作，才是帝王权谋的顶峰！

拥立之功，权柄加身，谁能制衡？

康熙六十一年冬，帝王病重，皇储未定。朝堂之上风声鹤唳，宫廷之中暗流涌动。九子夺嫡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太子胤礽两立两废，各皇子之间明争暗斗，危机四伏。

此时的隆科多，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只知站岗执戟的步军统领。他是康熙皇帝生母佟佳氏的亲侄，是康熙的外甥，在京师权势极盛，掌握着京营兵权、宫门戒严、军机传达等核心要务。

他虽未明言支持哪一位皇子，但长期亲近四阿哥胤禛，暗中结盟早已成形。

康熙驾崩前夕，病重昏迷，遗诏迟迟未定。十二月二十日凌晨，隆科多以“祖制应急”之名率兵入宫，在太子未复、诸王未至之际，迅速将康熙遗体移入西暖阁，同时封锁南书房，将疑似废立遗诏公之于众。

诏书宣称：康熙皇帝“钦定”皇四子胤禛为继承人，封为太子即皇帝，国号“雍正”。

这一刻，九子夺嫡的终局已定。而隆科多，则成为新皇帝手中的头号功臣。

雍正登基伊始，天下未定，人心浮动。他极需一位既有威望又掌实权的大臣来稳定朝局、震慑反对势力。

隆科多正好担任此任。他被封为“太保”，同时兼任吏部尚书、领班军机大臣，几乎是皇帝之外第二号人物。

更关键的是，隆科多握有八旗驻京兵权，禁军调动无须奏请皇帝，甚至宫门开闭、奏章递送，皆出自其掌控。他是名义上的臣，却拥有“事实上的皇权缓冲带”。

在许多清宫旧档中可见：雍正初年几乎每一道圣旨都要先由隆科多“密览”，重要奏折需他“预批”，重大人事调整也多先经其推荐。他一手遮天，威震朝野。

而隆科多也深知此局之利。他自恃拥立之功，加紧扩张势力，在朝中安插心腹，封赏家族亲信。他的侄子岳兴阿被任命为世袭一等公爵，门下门生接连升迁，有的甚至跨级提拔。京城坊间开始流传：“雍正是皇上，隆大人却是摄政王。”

有人说，雍正对隆科多“恩宠有加”。但真正懂权力的人都知道，这份恩宠背后，藏着一口慢慢挖掘的陷阱。

暗流涌动，帝心翻转，权谋初显

雍正不是一个容易被恩情绑架的君主。他早年封为亲王时，就因谨慎内敛、深思细谋著称。对他而言，夺位之功是债，但权力威胁是账。还债可以延后，但清账必须尽早。

隆科多对雍正的威胁，不在于他是否谋逆，而在于他已经成为朝野之间的“权力第二中心”。只要这个人还在，雍正就不能称为“唯一的权威”。

而任何一个想牢固帝位的皇帝，都不可能允许这种存在长久下去。

雍正开始部署削权。他的第一步，是“制度改革”。

他设立军机处，表面上由隆科多主持，但实质上安排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等心腹分权。

从此，所有军政奏报必须绕过隆府直接入军机，不再依赖隆科多个人传递。奏折由军机处统一传阅、转批，隆科多再也无法独揽中枢情报。

第二步，是“外围清洗”。雍正逐步调离隆科多家族与门生的实职。有的被外放，有的因“体弱”辞官，有的因“越级任命”被弹劾。这些人虽然未遭大罪，却再也无力回京。他还特别指示内务府清查隆家财产，以“整肃风纪”为名，削弱其经济根基。

第三步，是“声东击西”。雍正命隆科多多次出京，赴热河陪驾、巡视边军、祭扫皇陵。每次出行，表面隆重，实则监控严密。在京期间，他则安排心腹轮流入值禁卫，逐渐取代隆氏党羽。

隆科多开始警觉。他察觉自己已不再受皇上重用，多次请辞，称“年迈体衰、不堪大任”。雍正却不允，反复安抚：“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朝堂不可一刻无卿。”这类话听起来温和，实则是“削你不杀你，让你慢慢耗尽”。

同时，雍正命人秘密记录隆科多的一举一动。任何门客出入、书信往来、京外活动，全由“侍卫处”备案。

对于隆府宾客的“请安谈事”，他更令都察院特别巡视，试图找出其结党私谋的证据。

1726年，一份秘密奏折送至雍正案头。内称隆科多“在家私聚宾朋，妄议朝政”，又列出“41条过失”，包括专权自用、贪污公款、纵容亲信、出言不逊、企图操控人事……这不是检举，而是信号。

雍正知道时机已到。他按下心中那枚早就准备好的“清除键”，准备在权力棋盘上打出决定性一招——彻底清算隆科多。

罪成囚徒，调虎离山的收网之术

1727年春，雍正帝再无任何犹豫。他下令秘密召开御前会议，张廷玉、鄂尔泰、年羹尧等心腹悉数列席。案头堆满了“隆科多不法事迹”的文书，从官员检举、御史弹劾，到内务府抄录的家产清单，四十一条罪名一一列出，皆为“实锤”。

表面上，雍正依然维持对隆科多的“恩遇”。一边安排他暂时在畅春园“养病”，一边削去他所有职务。诏书用词极其讲究——“命隆科多暂退，体察自身”；实则软禁于园中，无人探视，寸步不离侍卫监控。

这便是“调虎离山”的极致操作：不砍头、不昭告、不示众，却将一个权臣彻底“摘掉”。比起刀斧加身，这种“无声清除”更具威慑。

雍正的目标不仅是惩戒，更在于杀鸡儆猴。他要让朝中所有人都看见：即便你曾拥立过皇帝、权重一时，一旦逾越界线，命运照样翻盘。

与此同时，隆科多的家族也遭清算。他的侄子岳兴阿被剥夺爵位、家产充公，门生旧部多人被逐出朝廷。朝中再无“隆党”二字，乾纲独断，雍正的绝对权力从此确立。

隆科多本人没有再发出一句话。身陷禁园的他，至死未被审讯、未被定罪，却也未曾释放。他的名字，从此在朝堂档案中被盖上了“不可谈论”的红戳。

他最后的命运，一如雍正所策划的权谋结局：无声消失，连骨灰都无法惊扰帝王之威。

查嗣庭案，杀意未歇，血溅书卷

雍正收拾完军权，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官集团。他深知，武臣可以用削、用杀；但文臣则需用“敲山震虎”的方式，让整个士林不敢越雷池一步。

目标瞄准的是查嗣庭——礼部侍郎、著名书法家、清正学者，也是金庸的高祖。

1728年，查嗣庭主持朝廷会试，出题之时，引用了《诗经》中“维止”二字。按常理，这是标准用典，可放在雍正朝，这两个字却恰好与“雍正”之名暗合。

“维”音近“胤禛”本名，“止”字又含“终止”之意。有御史上书，指其题意“影射皇帝将止”，恶意讥讽。

雍正震怒。他本就对查嗣庭早有警惕，此人文采斐然、门生众多，且崇尚理学，主张君臣共治，屡在奏折中婉言劝谏帝王节制。

这一句“维止”，便成了压倒性的借口。

查嗣庭当即被捕，审讯时反复声明“引经据典，绝无讥讽”。但雍正毫不理会，早已下旨：定为“大不敬”，押入天牢。

数月后，查嗣庭在牢中服毒身亡，时年五十六岁。其子孙削籍，家产查抄，族人多年不得入仕。一个清正士族，就这样被定性为“文字犯”，消散于朝堂风雨。

这场“文字狱”不是孤例，却是雍正时代最具标志性的一例。

与隆科多案并观，它揭示了雍正的权力哲学：无论武臣或文士，只要威胁皇权，便不可留。杀不在于行为，而在于动机；定罪不靠律法，而取决于君心。

这场皇权与才智的较量，虽以皇帝胜出告终，却也种下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对专制体制的深刻怀疑。

雍正登基不过六载，便将拥立功臣隆科多削权至死，将朝中文士查嗣庭逼入绝境。调虎离山、设局诱杀、文字狱钳口……这不是单纯的权斗，而是冷峻、理性、极致运用权谋之术的君王自保。

在他的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屠杀，也没有血流成河的宫廷政变。有的只是一步步递进的削权术，一道道巧妙布局的圣旨，一张张永不翻案的死罪账单。

这，就是雍正。这，就是清帝王权的锋刃。

从此，皇帝只有一个。权力，唯他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