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对原文进行改写，增加细节描述并保留原有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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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在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再次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翌年五月，他被调任温州知州，六年六月又改为绍兴府知府；八月，秦桧被任命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并承担行宫留守职务。在他被任命为枢密使之前，朝廷对他关照有加，精心铺设了各种政治布局，这或许也反映了张浚对这个新伙伴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在绍兴五年冬，朝廷特意召秦桧赴平江，安排他在经筵供职，以示特别恩宠。高宗还亲自下旨：“前宰相到阙，准许张盖。”这条旨意是前所未有的。自元丰年后，宋朝枢密院便不再设立专职枢密使，通常由太师、太保等官员兼任其职。所谓“知”，即是担任和主持的意思，类似于委任一位常任官员去负责枢密院的事务。而秦桧虽然曾经担任过宰相，按理来说并不适合再次担任如此重要的执政职位。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也无法直接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于是朝廷特别设立了“枢密使副”的职位，让秦桧依旧作为宰相兼任枢密使，其他职位则按旧制不变。张浚本已兼任知枢密院事，他的职务也因此升格为枢密使。

这些政治安排的幕后操作似乎都在为秦桧的上任做足了铺垫。终于，在绍兴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秦桧正式被任命为枢密使，并特别指出，“应干恩数，按宰相条例施行”。根据旧例，宰执及从官在职务任命后，通常会谦虚辞退，要求皇帝收回命令，表示谦退。然而，秦桧的任命并不按常规行事，任命一经下达，他就留下都堂议事，并未回府。此时，秦桧已不再是单纯的宰相，而是在朝堂上与其他宰相并列，显露出他即将担当更重要角色的迹象。

《林泉野记》中提到：“桧为枢密使，终日奉张浚而已。”张浚为坚决的主战派，坚信要加强边防，积极出击中原。而秦桧却在高宗亲政后，变得愈加低调和谨慎，虽然心中抱有妥协的想法，但不敢公开表达“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的投降论，只能默默等待合适的时机。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往往只是附和张浚的意见，不敢表露自己独立的观点。这种姿态让张浚逐渐对秦桧产生了不满。

有一天，张浚的姻亲，参知政事张守抓住张浚的手，严肃说道：“守曾言，秦桧旧德有声，今与共事，观其晚节，恐难免有患失心，必为天下忧。”张守提到的“患失心”，出自《论语·阳货》，孔子在其中提到，贪婪之人不仅害怕得不到高位，更怕失去已经拥有的高位。正因为如此，这类人可能会不择手段，最终会对国家造成重大祸害。张浚深有同感，张守也后悔推荐了秦桧，只是为时已晚。

绍兴七年八月，淮西发生了兵变，给正在筹划进攻中原的张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兵变的起因与刘光世有关。在绍兴六年，刘光世在抗击刘豫南侵的战役中，因临阵退却导致错失良机，这令张浚非常不满。尽管赵鼎的反对，刘光世没有被罢免，但他的失职问题依旧未能得到解决。

绍兴七年二月，言官纷纷弹劾刘光世，认为他在临阵指挥时退却，并且军纪松弛，士兵横行。张浚也向朝廷上书，要求解除刘光世的兵权，指责其沉溺于酒色，不关心国家大事。高宗同意张浚的看法，并指出刘光世与韩世忠、张俊等将军的军队训练差距明显，且军费大量耗费民众财力，而训练效果不佳，深感可惜。

在刘光世被解职后，接管淮西军的命令一度出现曲折。三月上旬，高宗前往建康，在寝阁单独召见岳飞，并指示他负责中兴大计，除了张俊和韩世忠外，其他将领都归岳飞节制，淮西军也包括在内。高宗还亲自为岳飞书写诏令，安排他接管淮西兵权。

然而，这一命令遭到了秦桧和张浚的强烈反对。张浚主战，而秦桧主和，二人的分歧在此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秦桧担心岳飞这位擅长作战、立场坚定的主战派会掌握过大的兵权，影响到和议的推进。而张浚则希望都督府能拥有一支忠诚的军队来支撑自己的一系列战略。

两人都引用赵宋祖宗的家法来劝说高宗，不可让武将过度掌控军权，否则可能会导致朝廷失控。最终，岳飞的命令被撤回，并且重新下旨让岳飞停止接管淮西兵权。

三月二十二日，刘光世被任命为荣国公，继续担任少保、三镇旧职，并被派往万寿观任职。此时，淮西兵变的后果已经显现，岳飞和张浚的分歧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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