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下面是对这篇文章的改写版本，我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细节描述，使文章更加丰满，字数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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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盛夏的南京城内，一列从北平缓缓驶来的列车缓缓停靠在站台上。一位衣着考究、仪态优雅的夫人从车厢里走下，她正是孙静云，带着满心的期盼，前来投奔她的丈夫李时雨——当时担任汪伪政府立法委员的重要人物。

在旁观者眼中，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夫妻重逢，然而对李时雨来说，这次相聚背后隐藏着非同寻常的深意。孙静云不仅是他的爱人，更是党组织派遣来的重要联络员，她这次带来了极为关键的消息。

回到他们的寓所后，李时雨立刻将门窗紧闭，四周一片寂静，他从妻子手中接过那封信。打开信纸的瞬间，李时雨的眼神凝重，信上简洁的一句话震撼了他的内心：“时雨，大胆地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上面部门，应广泛打入。”

表面上，李时雨是汪伪集团的立法委员，是被大众视为卖国贼的“民族叛徒”，但事实远比这复杂得多——他和妻子孙静云都是中共地下战线的秘密谍报人员，身处敌营深处，执行着极其危险的潜伏任务。

之所以对信中内容感到意外，是因为李时雨在伪政权中的官职日益升高。这个“大人物”的身份虽为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使他成为众矢之的，许多行动不得不谨慎行事。他迫切希望能从上级那里得到下一步的明确指示。

当中央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传来时，李时雨心头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他知道，他传奇般的潜伏生涯才刚刚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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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1908年诞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原名李亭芳。少年时，他热爱读《水浒传》，对宋江及其梁山好汉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故事深感钦佩，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时雨”，寓意如及时雨般助人。

18岁时，李时雨孤身踏上天津求学之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得到了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学业迅速进步，最终成功考入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起初，他对政治兴趣不大，梦想成为一名为贫困百姓打官司的公益律师，因此拒绝参与任何政治组织。

然而，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吞并了整个东北。远离家乡的李时雨，看到故土被异族占领，心中激起无比的愤怒与痛楚。他深刻认识到，在这暗淡的时代，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水火。于是他通过好友联系上了当时北平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夏尚志，经过深入交谈，夏尚志对这位青年救国志士青睐有加，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全国民众强烈不满，尤其是被迫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他们不仅背负着失去故乡的沉痛，还遭受“贪生怕死”的恶名。为报家仇，东北军战士们写下了滔滔不绝的请战书，声势浩大地涌向南京。

然而蒋介石一心“攘外必先安内”，对抗日呼声充耳不闻，反而害怕东北军的情绪激动会导致兵变，便命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率部前往陕北，围剿中央红军，试图借共产党之手削弱东北军实力。

在蒋介石倒行逆施的压力下，东北军内部怒火爆发。党中央认为，东北军及其领导人张学良是促使南京政府放弃内战、联合抗日的关键力量，决定派人潜入东北军内部，搜集情报。

作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李时雨成为最佳潜伏人选。借助时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张学孟的推荐，李时雨顺利进入东北军。

在那个讲究武力与江湖气的军队中，拥有高学历的李时雨简直如降维打击般脱颖而出。凭借渊博学识和卓越才干，他迅速晋升为中尉，加入东北军的情报系统。从此，李时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秘密革命生涯——从东北军，到西安“剿总”第四处，从一名中尉逐步成长为少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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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促使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型。历史使命完成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旋即遭蒋中正软禁，东北军顿陷混乱。

1937年2月2日，针对王以哲将军的刺杀事件使东北军内部动荡加剧。东北军随后宣布整编，裁撤了众多部门。此时，李时雨认为潜伏已无继续意义，遂在上级安排下与妻子孙静云准备前往北平，寻找新的突破口。

然而，抵达天津仅三天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迅速攻占天津，切断了通往北平的交通，李时雨夫妇被迫滞留天津。通过紧急联络，他们联系上驻天津党组织。

上级得知李时雨安全抵达，立即下达命令，要求他就地潜伏，尽力渗透当地汉奸组织，搜集敌情。

由于东北军背景敏感，为避免身份暴露，李时雨以其法律专业的优势，进入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

凭借检察官身份，李时雨开始了天津的潜伏生涯。虽然职位未有明显提升，但这并不妨碍他为党组织传递关键情报和提供有力支持。

其中，他两次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任务，堪称绝妙：

首次是秘密运送电台。电台在战时是极为敏感的军用设备，稍有差错便可能暴露身份。为此，李时雨巧妙地向维持会总部“老朋友”、总务科科长吴光弼求助，谎称妻子要参加太太会，车辆破旧，想借用对方豪车“好看些”。

吴光弼见李时雨机智，爽快借出汽车。借助这辆车，李时雨顺利通过多重检查，成功将电台送入党组织手中。

第二次是救助被关押的共产党党员冯骥。作为伪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李时雨利用职权接触负责审理冯骥案件的书记官，趁对方外出，盗取并焚毁了冯骥的案卷。

书记官发现卷宗失踪，陷入极度恐慌，最终只能求助于李时雨。李时雨巧妙编造“卷宗因战火焚毁”的说辞，蒙混过关。此后书记官暗中帮忙，为李时雨提供多次便利。

冯骥因无证据被判无罪，李时雨此法成功救出多名同志，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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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时雨暗中为党输送大量情报，但表面上他依旧是伪政府的高官。凭借卓越的学历和才能，他逐渐获得更多重用。

1939年5月，汪精卫自河内赴日本与当权者秘密交涉，同年8月回到上海筹备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壮大会议阵容，汪派亲信物色“代表”，而当时小有名气的李时雨也成为重点拉拢对象。

得知被邀请参加南京大会，李时雨看到了深入汪伪集团的绝佳机会。完成工作交接后，他南下上海参加会议，将会议情报第一时间传回党组织，使我党迅速掌握汉奸集团动向。

李时雨巧妙迎合汪精卫“曲线救国”理念，起草伪政权未来施政纲领，并在会议上广泛交流，获得汪及其幕僚极大关注。其出众风采和睿智谈吐，令众人印象深刻，极大提升了其好感度。

凭借此信任，李时雨顺利进入汪伪南京中央政府。1940年3月30日，他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4月中旬抵达南京，李时雨立刻拜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后者早有所闻他的名声，视此举为示好，试图将其纳入麾下。

经过多番试探，陈公博确认李时雨非同寻常，逐渐提高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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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陈公博任伪上海市市长，李时雨随之赴沪，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军法处处长及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掌控“党政军法”多重权力，风光一时无两。

成为“大人物”的李时雨，顺利进入汪伪集团核心，在各类场合周旋，深刻掌握敌方人事和行动规律，搜集了大量极具战略价值的情报。

1941年底，日伪军开始对江南新四军展开“清剿”，李时雨及时传递日军扫荡计划，为新四军赢得宝贵撤退时间，使敌军清乡行动失败。

此外，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密切配合，在敌后展开多项削弱敌人的秘密工作。

陈公博执掌上海后，欲笼络社会名流为伪政权洗白，李时雨趁机上书提议创办学术杂志，吸引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进行思想渗透。

陈公博欣然支持，《先导》杂志由此成立，成为我党收集情报、保存进步资料的重要据点，也为许多被迫害的进步人士提供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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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1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病逝。陈公博、周佛海等继承其政治遗产，欲维持伪政权统治。

然而，反法西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