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河南巩县（今巩义）知县接到了一道紧急的上谕，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圣驾即将抵达巩县，并要求地方做好接驾准备。这一消息让巩县的知县愁眉苦脸，因为他听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同省的汲县知县因筹不到足够的接驾经费，且不愿再向百姓勒索银两，最终选择绝望自尽。巩县虽不富裕，但作为一个地方小县，年年上交的税收也不过三万多两。面对即将到来的几千人的接待需求，地方官府几乎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开销。

更令巩县知县担忧的是，他一向被称为爱民如子的好官。即使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不忍心加重百姓的负担。然而，巩县知县的命运却比汲县知县幸运得多——他不仅没有走上自杀的绝路，反而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地方支持，成功完成了接驾任务，甚至获得了慈禧太后的亲自提拔。到底，在如此困境中，他是如何创造奇迹的呢？答案要从一个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康建德说起。

康家在巩县的名声，堪比山西的乔家、王家，徽州的鲍家、胡家，是清代最著名的超级富商之一。根据康氏族谱记载，康家祖籍山西洪洞，明初洪武年间大移民潮时迁至巩县。康家在明代便已相当富裕，到第六代康绍敬时，他凭借自己曾担任地方水陆交通、盐业和税务官员的便利，开始着手组织家族子弟将河南的粮食、棉花运销山东，又将山东的盐和海产品运回河南，逐渐积累财富。

然而，康家的真正鼎盛期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康家抓住了漕运、藩镇等商机，毅然突破传统，在大河上行船，开辟了山东的商业基地。凭借这一战略，他们的经济势力迅速从中原扩展到鲁南、江淮一带。到了嘉庆朝，康家更是通过与朝廷将领的合作，在白莲教起义期间发了横财，为清军提供了大量棉花和布匹，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大商人。

康家不仅经营航运、盐业、木材、粮食、棉花、丝绸等产业，还涉足钱庄和药材生意，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成为鲁、豫、陕三省的显赫家族，甚至持续了400多年的繁荣。而在巩县流传的民谣“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更是见证了康家富有的传奇。

在当时的清朝，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即便再富有，也排在社会四民之末。康家虽然富甲一方，但并未忽视这一层身份的限制。然而，清朝末年发生的两宫回銮事件，却为康家带来了不小的机遇。某个特殊的年份，慈禧太后发布了回銮的上谕，巩县知县立即开始了接驾准备工作，动员当地士绅和百姓赶工建造临时行宫，虽然条件简陋，但也能勉强迎接慈禧的圣驾。

然而，天公不作美，巩县这一年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暴雨倾盆而下，许多民房被毁，行宫也在洪水中彻底倒塌。眼看着圣驾即将抵达，而地方财政已经所剩无几，知县衙门不仅无法重建行宫，甚至连基本的接待物资都变得捉襟见肘。知县心急如焚，但他既不愿重蹈汲县知县的覆辙，也不忍心让百姓再度受苦。于是，他前往康家，恳请康建德出手相助，为重建行宫提供资金。

康建德作为一位超级富豪，面对这样的时机，自然不会错过。他豪爽地答应了知县的请求，承诺全程资助修建行宫，且包揽了接驾的所有费用。不仅如此，康家不仅将行宫重新修建得更加壮丽，还修整了沿途的官道，为慈禧提供了一条更为平整的接驾之路。最终，慈禧太后抵达巩县时，亲眼目睹了这座豪华的行宫，并连声称赞地方官员的办事能力。

康家既然接了这个差事，便打算以最隆重的方式表忠心，为了表示对慈禧的尊敬，康家还向朝廷捐赠了100万两银子。慈禧得知后，深感康家的慷慨，于是决定亲自召见康建德。为此，康建德准备了一份极为精致的大礼——他请开封城著名的金店师傅打造了一幅华丽的皇清舆地图，这幅地图用黄金勾画了高山、丘陵，用珍珠铺设了河流，而在北京城的地标上镶嵌了一颗夜明珠，象征着“一统江山”。

这份礼物令慈禧大为惊叹，忍不住脱口而出：“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不久，朝廷为康家颁发了“神州甲富康百万”的金匾，从此，康家便得以拥有了“康百万”的名号。

此次接待工作圆满完成，慈禧非常满意，甚至在离开巩县时，特意下令将轿帘掀开，让沿途跪送的百姓一睹其尊荣。这是慈禧太后自西安出发以来首次如此隆重的举动，巩县百姓无不感激涕零，认为这是莫大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