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列传第十七，详细记载了唐朝开国时的两位名将——李靖与李勣（本名徐世勣，字懋功），而列传第十八至第十九则列出了紧随其后的九大名将。第二十列传则聚焦于文官王珪、戴胄与岑文本等人的事迹。

相比之下，李靖和李勣在《新唐书》中的位置稍微靠后，出现在列传第十八，而尉迟敬德、秦琼等猛将则被放在了列传第十四至第十五。在比较《旧唐书》和《新唐书》后，去除掉隋朝的老将屈突通和文官唐俭，可以看到两部史书中对开唐九大名将的排序有所不同。根据《旧唐书》，名将的排序依次为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侯君集、张亮、薛万彻、薛万钧，而《新唐书》的排名则是尉迟敬德、张公瑾、秦琼、段志玄、刘弘基、殷开山、程咬金、柴绍、丘行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将薛万钧和薛万彻兄弟以及因谋反被杀的侯君集、张亮合并为一传，归为列传第十九。此举主要是因为薛家兄弟在玄武门之变中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而《旧唐书》则以战功为主，单独列出了薛家兄弟的事迹，显然这些将领的战力与功勋并不逊色于张公瑾和丘行恭。

张公瑾的排名则颇具争议，在两部唐书中的排名分别为第五和第二，这一评定似乎有些牵强。事实上，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张公瑾的主要职务是文职工作：“他最初担任王世充麾下的洧州长史，后因战争归国，授任邹州别驾，逐步升职为右武候长史。当时，他并未以武将的身份闻名，直到李勣与尉迟敬德推荐他，他才被引入皇帝的幕府。”张公瑾的真实身份并不像一些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所描述的那样是燕王罗艺的旗牌官，亦非江湖上的游侠，而是以文才见长。

在隋唐时期，文官上战场的现象并不罕见，尤其是隋唐两代，许多文官也曾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惊人的武力。张公瑾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表现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张公瑾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击在玄武门，等待变故的发生。在李建成和元吉的党羽袭击时，张公瑾凭借过人的勇气和力量，独自闭门抵抗，成功守住了玄武门。”这一战绩，使他荣升为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并赐予一千户食邑。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公瑾因其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了郡公的爵位，但其食邑仅为一千户，相比之下，秦琼和程咬金等开国功臣的食邑为三千户，这显然是李世民封赏时的一个调整。而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他为众多功臣封爵，然而秦琼和程咬金等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据《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记载，唐高祖李渊封的开国公食邑为三千户，但李世民登基后，许多开国公的食邑被削减，秦琼和程咬金等人因此遭遇了损失，反而尉迟敬德、张公瑾等原本没有爵位的人，一跃成为国公或郡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食邑。

这其中的变化，不禁让人对李世民的决策产生疑问：为何那些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突出的将领，如秦琼和程咬金，反而在食邑和封爵上吃亏？而尉迟敬德和张公瑾等人却获得了意外的奖励？

更为复杂的是，关于秦琼的历史地位也存在一些争议。虽然他在开国时期立下赫赫战功，但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却经常被排在尉迟敬德之后，尤其是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排名中，秦琼甚至位列末席。这一排名似乎没有体现出秦琼的实际战功和历史贡献。相反，尉迟敬德的排名则显得过于突出，尤其是在两部史书中，他都被列为开国名将的第一位。

细读《旧唐书》和《新唐书》，我们发现秦琼的战功远比尉迟敬德显赫。在唐朝初期的多个关键战役中，秦琼屡次立下大功，尤其是在对抗隋朝的余孽以及平定其他叛乱中，秦琼无疑是最为出色的战将之一。而尉迟敬德的投降，更多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无力再战，甚至可能是在秦琼的逼迫下才选择投降——这一点从尉迟敬德的墓志铭中可以得到确认。

实际上，尉迟敬德和秦琼的关系，在史料中有着复杂的背景。例如，在秦琼的墓志铭中，明确记载了他曾亲自捕获尉迟敬德并将其带回李渊军中，且有详细的描述：“秦琼为高祖神尧帝擒尉迟敬德，并获得极高的封赏。”这与后来的历史记载有所出入，特别是在两部唐书的传记中，尉迟敬德却成为了名列前茅的猛将，而秦琼的功绩和地位则未能得到相应的承认。

这种情况或许与李世民和秦琼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显然对尉迟敬德等人的忠诚给予了厚待，而对于秦琼这位曾经的开国功臣，却采取了相对冷淡的态度，甚至在食邑上做出了较大的削减。

这种不公平的历史待遇，似乎暗示着李世民对秦琼的某些不满，或者是他在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中，对秦琼的威胁感到忧虑。而这些历史中的细节，恰恰让我们对于唐朝的开国战争与其后宫廷的复杂局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回顾这段历史，秦琼在大唐开国战中的实际贡献和地位，应该如何被重新评估，似乎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对于尉迟敬德的高排名，是否能够公正反映其实际战功，亦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