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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选拔优秀人才，曾实施的高考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保送上大学的制度。直到70年代末期，才重新恢复了高考。其兴废原因至今未有定论，关于这一制度的得失与成败，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留待后人进一步评判。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类似的局面也出现在明代初期。科举制度多次被开停，人才选拔方式多样化。在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荐举制，而对于科举制度则表现出较大的犹豫，甚至前后多次废除科举。正如《明史》所评：“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通过了解明初荐举制的特点，我们依然能从中找到对今天人才选拔制度的积极借鉴。

明初，朱元璋治下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三种方式：荐举、科举和学校。这些方式各有其特点，且并行不悖。荐举制又分为三种途径：礼聘、征召和举荐。礼聘与征召的人才，如刘基、宋濂、叶琛、朱升等，都为朝廷的重要支持者。对于这些人才，朱元璋通常不再做过多的考核，出于对他们的尊重，通常让他们自行上表陈述“时务策”。

与礼聘和征召不同，举荐制度则是自下而上，由地方推荐的。这类人才基数庞大，因此需要经过一定的考核，避免人才的滥竽充数。事实上，除了礼聘和征召，明初的荐举制也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或考核，尽管这种考核与正式的科举考试有所不同。

实际上，明初荐举制不仅在开国初期是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而且这一制度在洪武年间始终延续，贯穿了整个洪武朝。洪武时期的荐举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洪武元年至三年），荐举依据设官分职的需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二、三阶段则对荐举科目进行细化，相关制度逐渐完善；第四阶段（洪武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则在规定上愈加严苛，标志着荐举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合理化。

在洪武前，虽然朱元璋并未明确命令采用科目来举荐人才，但一些下属官员在实际操作中已经使用了这种方式。比如，杨琢便曾因“文学”推荐了人才。朱元璋对于“举科目”制度的认可，也无形中促进了荐举的规范化。这表明，洪武前期的荐举活动，在考试层面已经有了某些针对性，而不仅仅是洪武初年才开始设官分职。

朱元璋对被举荐者的态度，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通过考试来筛选人才。例如，建国初期的“钱唐”案件便表明，朱元璋采取了举荐与考试结合的方式，以确保所选人才的质量。到了丁未年，朱元璋已经正式采用这种结合考试的方式，确保所选人才的能力。

洪武十五年，叶伯巨上奏批评荐举制度的弊端，认为选出的官员缺乏实用性，所学与所用不符。对此，朱元璋提出：“宜试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以职。”并最终制定了详细的考试方法，将举荐科目分为六科，依据考试成绩授予不同职务：具备六科者为上，三科以上者为中，三科以下者为下，无一科通过者则被淘汰。这一细化的举荐制度，无疑是对明初举荐制的一种改革与完善。

明初重视荐举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国家初定，科举尚不完备

明代初期，国家尚在建立之中，战乱导致人心不稳，许多读书人不愿意出仕。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所需的交通、物质条件、统一科目、考场、阅卷等基础设施远未成熟。特别是元代经历了长达97年的科举停滞，科举制度的恢复和完善需要时间。

2. 朝廷急需大量人才

明初，国家草创，朝廷和地方急需各类官吏。从战场到治国，既需要有军事经验的将领，也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和事务管理经验的文官。统计数据显示，明朝当时的官员数量远远高于东汉、隋朝、唐朝等时期，而这些职位的填补迫切需要大量的官员。

3. 朱元璋对读书人的疑虑

朱元璋对科举选出的文官常有疑虑，因为很多上任的官员只是擅长读书，却缺乏实际治理经验。例如，一位广东籍官员汇报时长时间啰嗦却始终没有点出重点，令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其下狱。此外，“南北榜”事件也加剧了朱元璋对科举的怀疑，南方科举考试的优势导致北方士子不满，最终在南北方之间达成了名额平衡的妥协。

《明史·选举志》中提到：“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明代的选拔制度，由初期的荐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历史原因，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推荐制的缺陷与科举制的合理性

从理论上讲，荐举制在某些历史阶段是合理的。它强调的是官员的实用性和真实才干，尤其在动荡时期，荐举能够有效避免形式化的考试选拔，真实的才能和实际的贡献是评价的标准。然而，荐举制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尤其在和平环境下，没有了危机的约束，人的私心和贪欲可能让荐举制度走向腐化。此外，荐举制的选拔标准较为抽象，缺乏公正、明确和可操作性。

相比之下，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最为严密和公正的选拔制度，通过公开、公平的考试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尤其是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这种公平的选拔机制不仅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

总结来说，虽然朱元璋在明初强调荐举制，但他也意识到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并逐渐调整政策，力求在荐举与科举之间找到平衡。今天我们在高考选拔人才的同时，也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充分认识荐举制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探索如何在现代选拔机制中发挥其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