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其本质首先在于“历”，也就是历法，即时间的测量方式。一旦历史时间发生混乱，便会产生像“关公战秦琼”、“张飞打岳飞”这样的荒唐情景。因此，讨论历史时，“历”应当排在首位，成为理解历史的基础。

从西方的历史叙事角度来看，西方历法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使用的是巴比伦日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则采纳了古埃及的太阳历。公元前46年，罗马的恺撒根据太阳历制定了“儒略历”，而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对儒略历进行了修订，推出了“格里高利历”。从这个叙述来看，西方的古代历法似乎并不逊色于中国的历法体系。

然而，作为世界三大科学巨擘之一的梅文鼎，他的几段话却让人对这一西方历史叙事产生了疑问。他是清朝初年的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对西方天文学的研究也有深入的了解，被誉为世界科学的杰出人物之一。在《历学疑问》一书中，他详细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其中有三点尤为值得我们反思。

1. 西方历法的“恒星年”问题

梅文鼎提到：“天方等国以太阴年纪岁（回回法），欧洲以恒星年纪岁（西洋本法）。”所谓“恒星年纪岁”，是指从某一恒星位置出发，地球公转一圈后回到原位所需的时间，这个周期大约为365天6小时9分10秒，通常被称为“太阳年”。恒星年是完全根据地球公转的实际周期来计算的，其12个月份与月球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将一年平均分为12个月。

与之相对，回归年则是指太阳连续经过黄道上的春分点（或秋分点、冬至点、夏至点）的时间间隔，大约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比恒星年要短20分24秒。中国古代通过立表和测影等方式，早已掌握了24节气的划分，而西方则可能仅仅掌握了“二分二至”四个重要的节气点，且历法在这方面的精度存在问题。

然而，采用恒星年作为基准会引发“岁差”问题。岁差指的是地球自转轴的进动现象，使得春分点沿着黄道逐渐西移，造成回归年和恒星年之间的时间差异。如果忽略这一点，使用恒星年作为基本单位会导致越来越大的误差，因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实际上是回归年。

问题在于，西方的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都是以回归年为基础的，而不是恒星年。也就是说，梅文鼎的说法是否准确，或者西方历法的历史是否存在问题，值得深思。

2. 西方历法的“立元”问题

“立元”是指历法的起始点，在制定任何历法时，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准年份，否则就无法计算后续的时间。如今我们所使用的公元纪年，以耶稣的出生年为起点。

西方的历史叙事认为，公元525年，狄奥尼西提出了耶稣出生于罗马帝国的狄奥克列颠纪年之前284年的说法，七年后，教会将这一年份确立为公元元年。按照这一说法，西方自6世纪起便已经“立元”。

然而，梅文鼎在《历学疑问》中提到：“西人言，开辟至今，止六千余年，是即其所用积年也。然历书不用为元者，何也？”这意味着，梅文鼎了解到的是，西方当时并没有“立元”，而是使用“积年”的方式。换句话说，西方史书所说的将耶稣出生年作为公元元年，这一叙述与梅文鼎的观察存在出入。要么梅文鼎所掌握的资料不准确（可能是传教士误传），要么西方的历史叙事存在问题。

3. 西方历法的“岁差”问题

在西方历史的叙述中，公元前150年左右，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被认为是首次发现岁差的人，他通过比较不同时间段的星表，观察到春分点沿黄道的西移现象。而中国的虞喜则在公元前330年左右也发现了岁差，并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照理说，既然古希腊已经发现了岁差，那么在其历法的制定中应该考虑到这一因素。西方史书记载，儒略历已经考虑到岁差，并将一年定为365.25天，每四年设置一个闰年，确保历法与天文年保持同步。然而，梅文鼎却在《历学疑问》中指出：“恒星既东行，以生岁差，则其正月一日亦屡变无定。”他进一步指出，儒略历在实施过程中，正月一日的日期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显著的变化，甚至曾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在冬至前后10日、20日等位置。梅文鼎质疑：“如是不定，安可以通行乎？”他还提到，徐光启在编制历书时，就完全弃用了西方的这种历法。

如果儒略历如西方史书所述，已经精确考虑了岁差，那么梅文鼎为何会对其准确性产生如此大的疑虑？这也让人怀疑，西方的历史叙事是否存在问题。

结语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三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点：首先，虽然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天文技术非常发达，但考古学的发现却缺乏相关的观测台和工具，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其次，制定历法需要长时间的天文观测积累，而古希腊的天文学往往缺少这种积累性的记录，为什么他们的结论如此结论性、缺乏过程性的记载？最后，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时间精准度让人难以信服，古希腊名人的历史精确到年，古罗马名人的历史精确到日，这样精细的时间叙述是否过于神奇，值得怀疑？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单凭梅文鼎的记载就断言西方历史的虚假，但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对西方历史叙事的深入反思，提醒我们在接受历史的叙述时，必须保持怀疑的眼光。

参考资料：《历学疑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