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谁才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北宋王朝的崩塌，常被归咎于金兵铁蹄。然则翻检史册，一个令人痛心的真相浮现：当朝堂之上容不下理性讨论，当非我即敌成为唯一准则，当政治和解沦为稀缺品时——这座大厦的内部梁柱早已被蛀蚀一空。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昔日同僚，正是这幕悲剧中彼此映照的双重主角。
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怀抱“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锐气推行新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如利剑出鞘，其初心欲刺穿积弊，充盈国库。可剑锋却常伤及无辜：青苗法本为助农，却强令摊派，反成枷锁；市易法意在平抑物价，却使官商垄断市场，窒息了民间生机。新法推行之刻，朝堂裂痕已然如刀劈斧凿。
元祐更化，司马光主政，却将“保守”推向极端。他誓言“以母改子”，竟不分良莠，将新法尽数废除，连施行有验的免役法也一并推倒。其态度之决绝，竟至于高呼：“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苏轼等人虽知其偏激，却难撼其意志。此时北宋朝堂，俨然成了非黑即白的战场，容不下丝毫调和折衷。
新旧两党轮番登场，政策如钟摆般剧烈震荡。新法派与旧党间倾轧不休，国家元气在无尽内耗中悄然流逝。司马光身后，其追随者更将党争推向深渊，甚至编制“元祐党籍碑”，将政敌之名刻石昭示，欲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北宋政治和解的土壤，至此彻底板结干裂。
当金兵铁骑南下，北宋朝廷仓促应对之际，其国库已因反复折腾而虚空，军备因党争牵制而废弛，人心在无休止的攻讦中涣散。靖康之耻的惨痛结局，岂是金人单方之力所能铸就？
回望历史，王安石与司马光皆怀经世济民之抱负，却因各自固执与时代局限，共同导演了一场政治妥协精神的葬礼。他们各自阵营的极端化对抗，如两把巨铲，最终合力掘松了北宋江山的根基。当政治场域中理性对话消亡、相互尊重瓦解，再高贵的初衷也会化作王朝崩塌的悲怆前奏。
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时，曾引经据典断言差役法为“上等之役”。而历史冰冷证明，当国家机器陷于你死我活的撕裂运转，再精妙的制度设计也终将成为倾覆巨厦的又一块松动砖石。北宋之亡，非亡于新法或旧法，实亡于丧失了在差异中共存的政治智慧——这血泪教训，至今仍在历史深处幽幽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