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被称为“中西礼仪之争”，它的起源在于天主教义和中国传统礼仪之间的冲突。很多欧洲传教士，尤其是以天主教多明我会为主的传教士，认为中国的祭孔和祭祖行为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最终，罗马教廷发布了命令，要求中国教徒禁止祭拜孔子和祭祀祖先。这个决定让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感到愤怒，清朝政府也作出了反制措施。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了这项禁令，允许中国教徒继续祭祖。

事件的起因：天主教“中国化”争论

从明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到康熙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已经持续了近百年。康熙对西方的知识很感兴趣，尤其是在白晋和张诚用金鸡纳霜治愈了他的病后，许多传教士都得到了重用，比如南怀仁、雷孝思、白晋等。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在接触中国文化后，他发现中国的文化大多由士大夫掌握，因此他认为要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首先从士大夫阶层入手。于是，他开始自称“西儒”，并研习儒家思想，甚至穿上儒家士大夫的服饰，试图消除“西夷”的偏见。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也注意到中国人有祭孔和祭祖的传统，这与天主教义中禁止的偶像崇拜有些相似。不过，他认为祭孔和祭祖只是世俗的仪式，如果不加入乞求或崇拜等迷信成分，就不应视为违反天主教义。因此，他并不干涉中国教徒的祭孔、祭祖行为。

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任。在他继任后，他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产生了不同意见，但一直没有公开表达，直到利玛窦去世，他才提出批评。最初，争论仅限于耶稣会内部，但经过讨论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继续沿用利玛窦的做法，只是在一些词语的翻译上做了修改。

1631年，天主教的另一个派别——多明我会，开始在中国传教。高奇神甫首先抵达福安，开始传教。在传教过程中，他们也注意到中国人祭孔和祭祖的问题。高奇神甫的继任者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了这一情况，指责耶稣会对祭孔、祭祖行为过于宽容，最终引发了罗马教廷的关注和介入。

罗马教廷的态度转变

虽然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存在争议，但最初这场争论主要局限在基督教徒内部，并未引起更大的关注。然而，随着争论的加剧，两派开始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这才导致争议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教廷的态度也发生了多次反转。

第一次反复：1643年，多明我会的黎玉范返回欧洲后，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出了十七个问题，指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不符合教义。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祭孔等活动。1651年，耶稣会的卫匡国回到罗马后提出辩护，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1656年决定允许耶稣会士在不妨碍信仰的前提下，继续参加祭孔等活动。

第二次反复：1667年，由于“历狱”事件，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在广州讨论传教策略，并一致通过遵守1656年教皇的裁定。但多明我会的闵明依然不同意，经过讨论，罗马教廷决定维持原判。到了1687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随白晋回到中国，且大多数人反对利玛窦的做法。1693年，法国传教士阎当主教在福建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继续实行中国的礼仪，这使得争议迅速扩大。此后，随着1700年雷芒十一世的上台，罗马教廷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变化。

康熙和雍正的反应：清廷采取反制措施

1701年，罗马教廷派特使铎罗来华，他带来了教皇雷芒十一世的一系列禁教令。铎罗于1705年冬到达中国，初时未透露来意，得到了康熙的热情接待。然而，当铎罗透露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时，康熙十分愤怒，认为罗马教廷不应干涉中国的传统习俗，于是将铎罗驱逐出京。

1707年，铎罗在南京公开宣称教皇金陵后逃往广州，清朝政府要求他交出任命状，铎罗拒绝后被软禁在澳门。三年后，铎罗去世。在这期间，康熙派遣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和樊守义前往罗马，传达中国的立场，但教皇并未允许他们返回中国。

1719年，罗马教廷再次派出特使嘉乐来华，并继续携带禁令。1721年，康熙在看到“自登基之日”的禁令后，表示这种禁令简直荒谬，并决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尽管嘉乐提出了一些妥协方案，但康熙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1721年3月，嘉乐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国。

随着教皇克雷芒十二世在1735年废除了禁令，“自登基之日”禁令仍然持续存在。雍正继位后，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严厉回应，表示中国有中国的教义，西方的教义不应强行在中国传播。

雍正下令禁教，这项政策在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代得到了延续。天主教只能采取地下方式继续发展，无法再公开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