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梁在定陶一战败北后惨死，刚刚崭露头角的楚军随即陷入崩溃。失去主力支撑的项羽和刘邦只得带着零散的亲属部队仓促撤回楚地的怀抱，并将楚怀王迁至彭城。然而，随着章邯的大胜，他误以为楚军已经被彻底击垮，再难翻身，便转向了赵国。他准备借胜利之威，联合长城兵团彻底剿灭赵国，解决这颗秦国心头的顽疾。

但这里有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失误。章邯因传统思维局限，未能紧跟楚军的残余力量，而急于转向赵国。他忽视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原则。与强敌对垒时，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对手，否则必定留下隐患。而面对较弱的敌人，则可缓慢压制。事实上，赵国在秦国征战中历来是最难以对付的对手，燕赵子弟的血性与勇猛，使得秦军每次征服赵国都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多次败北。因此，章邯误以为打垮赵国反秦的旗帜，便可消除反秦运动的威胁，实则是战略认识的严重偏差。

楚国才是秦朝最为强劲的对手，尤其在刚刚连败三场的情况下，楚军实力让秦军感到深刻的威胁。项梁的死，正是章邯击垮楚军主力的绝佳时机，若当时不果断追击，后果将不堪设想。章邯未能把握这一时机，反而迷失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不清楚楚国与赵国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一次战略失误很快会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带来震动时代的巨鹿之战，也促发了一系列不可逆的政治连锁反应。

在楚军撤回楚地后，项梁死于战场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国家。而新上位的楚怀王熊心，则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权力机会。项梁一手创立了楚国的政权，并将其命名为“楚”，但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由项梁掌控，熊心虽然名为王，却并未拥有实权。在项梁死后，楚怀王看到了重新分配权力的机会，并迅速采取了雷霆手段，开始了他的夺权行动。

他通过利用自己的名义召集各路义军来到彭城，重组军队，并通过合并项家军队的方式，将指挥权握在了自己手中。通过这种巧妙的权谋手段，楚怀王一举剥夺了项家军的军事指挥权。在政治层面上，这一手段可以称得上是公开的“阳谋”，是对项家军实权的彻底削弱。

项羽心中难免不满，但无奈之下，他只能请求出征，为叔父报仇，并誓言要彻底消灭秦朝。然而，楚怀王坚决拒绝了项羽的请求，明确表示项羽必须留在彭城，不能亲自出战。在多次博弈之后，楚怀王最终将项羽安置在彭城，让他以“鲁公”之名呆在家中，并实际剥夺了他的军权。这一系列的操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但实际背后深藏着一颗心机满满的权力心。

在这一时刻，赵国向楚国求援的消息传来，屡次的求救使得楚国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北上援赵。这一决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毕竟，与赵国共同对抗秦国，能形成强大的战略合力，增强楚国在这一过程中对抗秦军的能力。然而，楚怀王的这一决定，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虽然楚国果断决定援助赵国，但军队的调配和领队却显得有些别有用心。

首先，带兵北上援赵的并不是最强的项羽，而是宋义担任主将，项羽则位列副将，范增则作为末将。这一安排明确意味着楚怀王有意压制项羽的军事影响力。宋义虽然曾是项梁的部下，但不属于项家的嫡系人物，且早早投向了楚怀王一方。范增则是楚国的一位政治老臣，其年事已高，一直活跃在政治核心。将项羽夹在其中，实际上是在削弱项羽的领导地位，让他名为副将，但实质上却无法施展其才干。

其次，楚怀王决策让刘邦单独带兵西征，这一策略在表面上看似合理，因为西线牵制秦军，但实际上，这与项羽曾提出的战略完全相悖。项羽原本提议西征，但被楚怀王拒绝。现在，刘邦被单独派往西征，表面上是为了分散秦军的兵力，实则是楚怀王有意让刘邦与项羽竞争，并将其置于有利位置。

最后，楚怀王以“先入关中者王之”的奖励政策，试图通过激励士兵拼死奋战，提升军心士气。然而，这一奖励政策的偏向性明显，项羽带兵北上，必然要面对秦军的主力，而刘邦则可以轻松进入空虚的西部战线，获胜的机会更大。楚怀王此举，显然是在故意偏向刘邦，削弱项羽的信心，进一步挑起两者的矛盾。

从这一系列的安排来看，楚怀王显然在背后玩弄权谋，通过政治手段将项羽压制在了副将的位置上，并巧妙地调动其他人物来分散项羽的注意力。楚怀王的政治手段虽然高明，但他低估了项羽的反击能力。宋义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亲自击败，范增则很快因与项羽的表面和解，而成为项羽的“盟友”。更为致命的是，项羽凭借个人之力，成功打出了震惊天下的巨鹿之战，彻底改变了局势。

楚怀王的权力游戏最终以他自己的失败而告终。过度的权谋算计，最终导致了自食其果。项羽的反击和刘邦的聪明才智，彻底颠覆了楚怀王的政治布局。以至于楚怀王最终不得不提前交出了自己的权力。

历史中的政治权谋，往往充满了复杂的心计与斗争。但无论如何，楚怀王熊心的政治游戏让我们看到了“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如何最终走向失败。在权力的游戏中，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手段与策略取胜，但长期来看，操控权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自我毁灭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