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二战末期，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一重击极大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进程。最终，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终战诏书》，宣布战争结束。虽然天皇的投降声明在形式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仅是口头上的投降宣告，亚洲大陆上的战斗并未立即全部停止。比如库页岛的控制权问题，直到1945年9月初，驻守该岛的日军才最终停止与苏军的武装冲突，放弃抵抗。

日本真正意义上、具备法律效力的正式投降，是在1945年9月2日。当日，日本代表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包括美、英、中、苏等同盟国签署了正式的投降文件，标志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完成。当天，密苏里号战列舰停泊在东京湾，整个受降仪式庄重简洁，历时仅23分钟便圆满结束。

作为投降方，日本派出了两位极为重要的代表参加签字仪式。首先是日本内阁政府的外务大臣重光葵，他代表天皇和内阁签署投降书。重光葵虽然只是文职官员，没有直接参与侵华日军的高级指挥，但他也被认定为甲级战犯。在担任日本驻华外交官期间，他不仅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还积极出谋划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建议张学良的东北军撤退，间接导致东北三省被日本关东军轻松占领。九一八事变后，重光葵作为驻华公使，曾强硬对国民政府外长顾维钧表示，“锦州的张学良危险，为避免冲突，他应撤出锦州。”这条霸道命令迫使国民政府迫不得已下令东北军不抵抗，主力撤退到山海关内，从而放弃东北。

另一位签字代表是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签字。梅津美治郎同样是侵华战争中的甲级战犯，曾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和关东军总司令。在1934年任驻屯军司令官时，他逼迫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上将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全部主权，为日后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两位日本代表签完字后，受降方的同盟国代表依次签署投降文件。反法西斯同盟由57个国家组成，涵盖亚洲的中国和伊朗，欧洲的英国和圣马力诺，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美洲的美国和委内瑞拉，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诸多国家。但实际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参加签字仪式的仅有9个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

其中，美、中、英、苏四大国作为战争主力和主要交战国，自然率先完成签字仪式。而在所有同盟国代表签字之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受降总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代表盟军最高指挥部正式签署了日本的投降书。

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大，损失较小，且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歼灭日本主力贡献卓著，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主持投降仪式。麦克阿瑟签字后，各国代表依次上阵。

美国代表是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五星上将，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盟军中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他率军给予日军海军毁灭性打击。战后，尼米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掌管海军最高军政事务。

第二个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一级上将。虽然他在抗战期间未曾直接参与前线指挥，但作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他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并称军委会四大巨头。令人意外的是，徐永昌未与日军正面交锋，却被委以重任作为中国的受降代表。1948年12月，徐永昌曾任国防部长，军政地位显赫。

英国代表第三个签字的是布鲁斯·弗雷泽元帅。他在二战后期担任英国东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参与与日本的海战，最终代表英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战后，弗雷泽元帅曾在艾德礼首相内阁中担任首席海务大臣。

第四个签字的是苏联代表库兹马·尼古拉耶维奇·杰列维扬科中将，作为苏联第35集团军参谋长，他参与了满洲战略攻势，重创日军关东军，有力支援中国东北的战局。

随后依次签字的还有澳大利亚代表托马斯·布莱梅元帅，他是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司令，战后成为澳大利亚唯一的元帅；加拿大代表劳伦斯·摩尔·科斯格雷夫上校，曾任加拿大驻澳大利亚军事参赞，主管西南太平洋战区事务；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菲利普·勒克莱尔上将，在德国投降后被任命为法军太平洋战区司令，代表法国签字；荷兰代表康拉德·赫尔弗里希中将，曾任美英荷澳东南亚战区联合司令部司令，直接参与与日军作战；最后是新西兰代表伦纳德·蒙克·伊希特中将，新西兰皇家空军参谋长，指挥部队在南太平洋战场奋战。